3.妈妈的“法律”　　

　　我们到香港的第二年就买了一辆小汽车，是奥斯汀7，只有两个门，到后排坐得放倒前排的椅背。过两年，将奥斯汀7换成了奥斯汀8，有四个门，车也大了些。爸爸上下班，参加集会，或外出游玩，都是妈妈开车接送，有时也捎上我和哥哥。每有节日庆典，妈妈就拉上婆婆和袁妈、刘妈到闹市区去看景。香港净是盘山窄路，急转弯又多，妈妈从未出过事故，驾技实在是高，她可能是中国第一位夫人司机了。

　　妈妈到香港后，没有到社会上去任职，除了协助并参加爸爸名目繁多的社会活动外，就是育儿和理财治家。她是数学系毕业的，理财治家自然是她的强项，也是爸爸的弱项，他乐得不问家事。袁妈、刘妈都不识字，也不懂广东话，没法出门买菜，所以妈妈还得管理伙食，每早给菜场打电话，小伙计就会将要的菜送到家。妈妈可怜他不能去上学，还教他识字。

　　妈妈育儿有一套科学方法：起床、睡觉的时间是铁定的，吃饭和大便的时间也不能随意更改。我和哥哥都是起床后饮水一杯，之后在马桶上一坐，超过时间没有便出来，下午就得喝一杯“果子露”——泄盐。这一大杯又咸又苦，拒喝是没门的。若第二天仍然没有来便，就要亲自动手来灌肠，大哭大喊皆不起作用。吃饭定量，一人一碗，各样营养丰富的菜一人一盘，都得吃光。有一次，袁妈做的肉馅苦瓜（湖南人爱吃苦瓜），我俩把馅子掏吃了，剩下苦瓜圈。妈妈来检查，勒令吃下。二人只好光口嚼苦瓜，真是“苦不堪言”。早饭半斤酸奶，不给放糖，晚饭还得喝半斤鲜奶，直吃得我从小就是个挺胸凸肚的胖子。妈妈还将橘子皮切丝，用糖腌一下，又甜又苦，抹在面包上吃，说是对身体好。夏天还要买一种细细的药蔗煮水，药味很浓，味道也不好，说是可以去暑气，着实锻炼了我的味觉。

　　我们放学回家，喝一杯水就得坐在书桌前。我和哥哥的书桌是对着的，妈妈坐在中间就像排球裁判那样，监督着我们二人做作业。学校留的作业不是很多，做完了就开始上妈妈教的中文课。因为我们上的都是英制学校，中文课相对较少。读书、背诵和作文是主要内容。作文写好后妈妈修改，改好了再抄一遍，我们还得把改过的作文背下来。背错一字得挨一下手心板子。或者做错什么事，犯了什么错误，也在这个时候来“审问”和惩罚。哥哥聪明，一看形势不好就赶紧认错，连声保证“下次不敢了”，所以他挨打很少。而我则死犟不服，噘着嘴瞪着眼，即便知道自己不对也不肯认错，气得妈妈连打带拧。打痛了，我就张嘴大哭大号，目的是搬救兵：袁妈、刘妈还有婆婆听见就都跑来拉劝，总是说“还小呢，还小呢”。妈妈说：“这么大还小吗？不管教不行。”救兵来了，我更加使劲儿地哭喊，以泄私愤。我知道妈妈怕邻居嫌吵，最恨我号叫，我偏偏就号。我有两颗乳齿就是妈妈拿毛巾堵我嘴给塞掉的。在学校看到同学挨训哭得抽抽搭搭挺有滋味的，我也想学，又觉得怪累的，就算拉倒，还坚持大声号哭。因此我挨打的次数很多，几乎成了我每日必修的功课了。

　　我六岁时，妈妈买来一架钢琴放在客厅里。抬来时，我觉得这东西挺好玩儿，还挺高兴。殊不知没过多久，这就成了我挨打的另一场所。钢琴老师每周来一次，哥哥也学，但妈妈对他没有要求，让他玩玩而已；而我每天上学前得练习半小时。妈妈坐在钢琴一头，一手拿着尺子，弹错一音就顺手敲一下指头，也挺疼的，所以我边哭边练是常有的事儿。爸爸不赞成妈妈的教育方式，有一天早上他们二人在客厅为此吵了一架，妈妈还打了爸爸一下。爸爸生气地上班走了，我吓得噤若寒蝉。妈妈哭着说都是为了我。直到中午在饭桌上，我看他们又和好了，我压抑了一上午的心才放松下来。自此我练琴用心多了。

　　我四岁时，扁桃体大得阻碍吞咽，还常感冒。妈妈当机立断，送我去胡惠德医院动手术，把扁桃体割了。妈妈听说男孩儿割包皮有益健康，就把六岁的哥哥也一并送去吃了一刀。袁妈、刘妈还有婆婆都在手术室外哭泣，妈妈认为她们无知可笑。我入医院时懵懵懂懂的，可出院后再走过那医院，闻到消毒药水的气味就心跳加快、视若畏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