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和日本人作斗争　

　　这回成了正儿八经的教友，一切也得正儿八经地按规矩办事。入教堂望弥撒得跪着，膝盖很痛。还得去“告解”，神父坐在小龛里，我跪到他侧边，隔着一扇有网板的小窗向神父坦白自己的罪过。之后，神父让我念多少遍经赎罪就算完毕。可我不喜欢告解，向一个陌生人说“隐私”总是挺紧张的。再者，每次都是说“我没听话，我打人了，还骂人了”，想不出什么新鲜词，怕神父斥我为屡犯不改，压力不小。告了解就可以领圣体，跪到祭台前，张开嘴，由做弥撒的神父放一枚硬币大小的干面片在我舌头上，我就回到原来的跪板上。干面片一会儿就化了，一点儿味道也没有，就像我入了教一样，一点儿味道也没尝出来。

　　楼下梭特的厨师去集中营与梭特办过交代后就离开他家走了，房子空了一两天就住进来几个日本男人。自此，我们就不再在院子里逗留。战前西边的那幢楼就有了裂缝，用木杆子撑着，没有人住，那日本人在这里跟没有邻居一样。有时候他家有来客，送客走时，主人在门外，把腰弯个90度。每送走一个，他就点一下头，直到走光了才直腰。我从窗户朝下看，心想跟朋友敬礼还讨巧偷懒，不是好人。有时候还来日本女人，穿着和服、木屐，在院子里打羽毛球，叽叽嘎嘎地笑着，发现我在看她们，就向我招手。我赶快走开，不理日本婆。

　　我哥哥上华仁书院，有日文课，同学们都不学，在底下玩，说话，吵。老师也明白，干脆站在教室门口去望风，见日本人或校长过来，大家就坐好，装出上课的样子。哥哥说，这也是抗日斗争。

　　我们走在路上，要注意前面有没有岗哨，若是有便绕小路越过，不给日本兵敬礼。有时路上还有搜身的，特别在公共汽车和电车站上多。我们就夹紧胳膊弯着腰，说怕痒痒，笑着跑过去。搜身的看我们是小孩儿，也就算了。

　　日本统治下的香港，粮食都只供应那么一点点，食油、副食根本就没有。蔡爱礼夫人常叫我和哥哥去她家吃饭，因为她家经常有肉吃。我们也在她家和她的三个孩子玩。那时蔡家已搬到卫生课的楼顶层，再上面就是11层楼的顶棚，地方大，视野也宽，也吵不到别人，成了我们五个孩子的乐园。那天，日本人庆祝攻陷新加坡，弄了一群人在汇丰银行前面耍狮子、舞龙。我们从上往下看得很清楚，齐声向下骂着“汉奸”“汉奸”！没人听见，自然也没人理我们。后来，蔡家的女佣拿上来五个面饼，说是日本人散发的。这种甜面饼，战前我们是不屑一顾的，现在也算是一种美餐了。圆饼中间是个红疤，日本的国徽。哥哥带头，先把那红疤抠下来，说是“消灭小日本”。我们也学样子，把红疤放在口中使劲儿嚼，颇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的气概。

　　香港人不堪日本的统治，日本人也维持不了这一百六十多万人的香港，回内地的人很多。人走得多了，一方面日本人减轻了负担，另一方面可以大量搜刮民财。凡是上船的，担子、行李都得打开让他们搜，好东西，他们就要了；看不顺眼的，或有怀疑的，就顺手扔进大海。

　　我们在香港没有基业，单靠妈妈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六口的温饱，也不愿过这种亡国奴的日子，将来还会发生什么情况也未可测，所以妈妈决定我们也走，回内地。回内地不是回老家，若让日本人搜掠得只剩下铺盖和换洗衣服，也是不易生活的。还是蔡医生帮助，介绍了一个管交通的日本大佐，只要我们送他几幅国画、字，他就让我们免受检查。

　　那天，日本大佐来选画，我和哥哥二人在旁怒目而视。妈妈推我们下楼去玩，我们就下去坐在门口台阶上。大佐的日本司机是个小伙儿，坐在门外汽车里，看见我们就招手叫我们过去。我们摇摇头，他就下车走了过来，还拿出糖来给我们，一边比画着，说他家有弟弟、妹妹，和我们差不多大。看我们不接他的糖，就把糖纸剥开再给，表示诚意。糖并不高级，糖纸上印的连环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