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都提到要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202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海还具体到了三个“三分之一”。国资收益原则上按照产业调整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社会保障各三分之一安排支出，建立国资收益资金使用评价制度。

　　“20条”明确提出要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国资流动平台，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功能，推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开放性市场化重组整合，实现资源、资产、资本、资金的良性循环。

　　“改革透露出政企分开的强烈信号。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更不能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否则带来的只能是市场扭曲和权力寻租。”刘胜军认为，国资国企改革最关键也是最难的部分就是如何真正实现政企分开。“要充分释放国企的活力，就是要破解政企分开的难题，这是改革难啃的硬骨头。”

　　“20条”中明确提出，按照分类管理的思路，国企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将有所变化。比如，对竞争类企业，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更加强调一元管理，强调企业带头人的领导核心作用，强调企业家精神。企业要参与市场竞争，必须注重决策效率。

　　刘胜军认为，过去并没有这种清晰的划分，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的权责分得不清楚，容易形成两个领导中心。“20条”明确提出来，就是让竞争类企业的一把手带领企业充分参与市场竞争。

　　“上海这次改革提出了市管干部只管3个职位，在竞争类企业市委任免、选配、直管的就是一级集团的董事长、党委书记和总裁，其他职位都会是企业集团自己管。这是政企分开的一次积极探索，不过，改革的步子可以迈得再大些。”刘胜军认为，政府的价值主要体现为公平竞争规则的维护者。落实政企分开，就要还权于董事会，取消国企领导的行政级别，逐步实现国企管理层的职业化和市场化。

　　本报记者 叶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