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区法院诉调对接中心“社区法官工作室”于今年5月正式揭牌成立，并于7月覆盖普陀区9个街镇。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在全市法院收案量同比上升5.65%的情况下，普陀区法院民事案件收案同比下降0.85%，其中劳动争议、道路交通损害赔偿、财产损害赔偿等纠纷同比降幅明显。

　　针对这一变化，普陀区法院诉调对接中心主任袁澍分析：“社会有限的司法资源与无限的社会矛盾冲突在基层得到了平衡，减少了一般矛盾上升为信访、诉讼的势头。”

　　找不到诉讼相对人就拿不到遗产

　　与以往每周两次下社区的工作模式不同，“社区法官工作室”要求定人——每个工作室配备一名社区法官和一名书记员；定点——固定的工作场所；定时——规定工作时间。“三定”原则确保法官能在第一时间介入街镇突发性事件或群体性纠纷，将矛盾解决在基层。

　　今年3月，上海首席人民调解员、在法院一线工作31年的社区法官张惠琴就遇到了一起非典型的继承案件。82岁的被继承人刘老伯是一名孤老，原在无锡工作，户口也在无锡，2008年退休后便来到上海，投靠居住在桃浦镇雪松路上的侄子刘先生。此后，刘先生一直悉心照顾老人，直至今年1月9日，刘老伯因病去世。由于刘老伯没有留下遗嘱，作为他仅有的亲人，刘先生无法从银行取出老人的存款，也无法领取老人的抚恤金。

　　刘先生的案件被送进“社区法官工作室”。张惠琴决定，帮助他找到合适的诉讼相对人。张惠琴认为，刘先生能尽到后辈的义务，照顾孤老，为其送终，减轻政府负担，这种精神值得弘扬。况且刘先生家中条件不宽裕，22万元的遗产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如果因为找不到“被告”就让钱“烂”在银行，实在不值得。然而，寻找被告的过程异常曲折，老人所在的单位已经解散；而刘先生居住地的居委会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不可作为诉讼主体。

　　折腾了半天，张惠琴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桃浦镇政府列为案件的被告。

　　第一次通过司法所所长向镇里分管领导转达这个提议，就被“弹”了回来。张惠琴很理解：“莫名其妙成了被告，肯定‘感冒’的。”对方表示，刘老伯的户籍和组织关系都不在桃浦，所以镇政府没有这个义务。张惠琴却说，刘老伯在桃浦镇实际居住了5年，刘先生也是桃浦镇的居民，现在这一家遇到了麻烦，镇政府责无旁贷。反复协商了四五次后，镇政府终于松口，决定“帮这个忙”。

　　今年5月30日，由镇司法所所长作为被告桃浦镇的委托代理人，与刘先生一起在桃浦镇司法所接受调解。刘先生最终顺利取得遗产和抚恤金。

　　为煤气泄漏受害者争取赔偿

　　如果说街道司法窗口是“普通门诊”，那“社区法官工作室”就是“专家门诊”及“特殊门诊”，专解疑难杂症。统计显示，9家“社区法官工作室”成立以来，共接待群众咨询673次，指导人民调解105次。调解案件平均流转时间6.5天，纠纷实际解决率66.75%。“按照工作重心下沉、诉调对接阵地的前移要求，建立‘社区法官工作室’是顺势而为，标志着法院在化解社会矛盾、指导基层调节、延伸司法服务方面迈出了更接地气的一步。”袁澍表示。

　　今年夏季，家住宜川路街道某小区的三口之家遭遇意外，煤气公司人员上门更换煤气管道时操作失误，导致煤气泄漏，一家三口不同程度中毒昏迷。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并在医院治疗了3个月后，受害者与煤气公司就赔偿问题发生了分歧。

　　按照市高院和司法局的规定，街道调解委员会的调节金额权限最高不得突破5万元，但受害者光医药费就花了不止这个数，更别提误工费、营养费了。受害者还扬言，如果不解决此事，他们将长期滞留医院。

　　煤气公司一方则提出，当时上门检测煤气管道的员工是临时工，不愿意为他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除此之外，煤气公司还提出，希望能够出具类似判决书的具有法律效力、可供执行的调解文书。

　　初次调解失败了，宜川街道社区法官周汝海并没有放弃。他一方面多次前往医院看望受害者，给予抚慰；另一方面，他找到煤气公司负责人，讲清根据《劳动合同法》的劳务派遣制度，在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任务侵权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这就表明，煤气公司必须承担无过错责任，希望对方能正视这一事实。如果此事闹上法庭，最终煤气公司不但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还可能要承担因败诉导致的诉讼费用。

　　煤气公司负责人听完之后豁然开朗，同意与周法官一起去医院看望受害者，双方很快达成了一致，煤气公司一次性赔偿各项损失14.8万元。“本来要去法院起诉才可以解决的问题，在社区就可以化解，大大节约了诉讼成本。”受害者感激地说。

　　本报记者 徐轶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