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辞旧岁、初五“迎财神”，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民间传统习俗，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生活空间的压缩，人们不胜其扰。此外，每年投入的消防、环卫等公共服务成本不菲。近年，空气质量日趋恶劣更令人警醒。

　　有人说“放鞭炮已成为春节的一种文化符号”。这种文化符号是否该去除？民俗专家和社会学者持肯定态度。民俗从来都是不断消亡与产生的动态过程，但移除一种民俗需要很长时间，尤其是传承千年的民俗，不能仅靠一纸政令。

　　千年习俗不易改

　　上海民俗文化学会会长仲富兰表示，随着社会发展，旧民俗不再适应新变化，逐渐被淘汰，这个社会又产生新的需要，生长出新的民俗，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放鞭炮是过春节重要的文化符号，已传承千年，说明它在中国民间有巨大的生命力，想马上淘汰掉，不是那么容易。”仲富兰说。

　　他介绍，日本明治维新时，将农历新年去掉，定元旦为新年，从此沿用下去。而中国民国政府成立时，也想将农历新年取消，只过一个阳历新年，并且写进了法律，但始终未能真正执行。老百姓到了农历正月初一这一天，还是要过春节，政府最后也没办法，只好恢复。

　　他介绍，放鞭炮从宋代开始，在那之前，中国民间传说过年要吓走年兽、山魈，烧竹子发出噼哩叭啦的声音，后来发明火药，放进竹子，才有了爆竹。中国人不仅过年放鞭炮，遇到喜庆的事也会放鞭炮。

　　“不能下个行政命令就禁掉。”仲富兰说，去除放鞭炮的习惯要慢慢来，一要让大家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二要想办法保留年味。“这有点两难。前几年也试过电子鞭炮，但完全不能代替爆竹的喜庆感觉，因为那个硝烟味就是年味，闻那个味，就是过年了。”看来，对不放鞭炮后如何保证年味，还需要民间智慧集思广益。

　　有法必依是关键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表示：“这件事公众已经关注十几年了，这些年各地也出台了一些地方法规，如上海和北京都是指定区域禁放烟花爆竹，但事实上拦不住，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个法规大家认不认，二是政府有没有下定决心执法。” 

　　有趣的是，于海本人的观点也在发生改变。

　　“我原来认为，靠法令和民俗硬碰硬来改变民俗，真的很难。不仅是大家觉得过年不放炮没气氛，而且这件事中涉及到人们的深层愿望，很多人为此愿意花掉很多钱。”

　　于海分析，燃放鞭炮的民俗兴起时，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在农村里放鞭炮，环境开阔，邻里相识。现在生活的环境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村民社区了，一个小区里放鞭炮的人是少数，30%的人的在放，70%的人被扰。放鞭炮的人将噪音、烟尘和气味的骚扰加到了陌生人头上，等于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是一种自私行为。

　　“再加上放鞭炮带来的安全、治安和环境问题，几乎每年烟花爆竹厂都会被曝发生安全事故，对禁放烟花爆竹立法的合理性毋庸置疑。”于海说，当一种习俗成了公害，就得破除。

　　他表示，制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法规后，关键是执行，燃放的人会不会受到制裁和处罚。

　　落后风俗应改变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燃放烟花爆竹，在过去放开有其合理性，现在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空气质量成为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在这种新情况下，特大型、大型城市应首倡禁放烟花爆竹。”苏智良说。

　　“燃放烟花爆竹后，空气像打过仗一样。”他认为，这种落后的风俗应该改变。

　　“民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苏智良曾经做过毒品史的研究，他介绍，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吸鸦片几乎成为中国很多城乡的风俗，家家户户如果不摆烟榻，就被看成另类。红白喜事都要用鸦片烟膏待客。上海在晚清时更被称为“鸦片之都”。

　　“从晚清开始，有识之士就倡议禁毒，1909年，在外滩和平饭店南楼还召开了万国禁烟会。”苏智良说，从那之后，很多社会学家和政府部门不断倡议，禁毒运动兴起。几十年后，毒品在中国就近乎消亡，1952年，中国彻底禁绝毒品，变成“无毒”国家。

　　“但也要看到，移风易俗要教化国民，是个漫长的过程。要考虑到国民的接受程度，先倡议少放，再到不放，然后在适当的时候以法律形式加以禁止，是最好的结果。”

　　祈福迷信要摒除

　　心理学博士、林紫心理机构总督导叶斌说，中国人的迷信思想较重，认为燃放烟花爆竹可以祈福，驱散一年的晦气，这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祈福心理根深蒂固。

　　“不要说传统的放爆竹祈福了，就连现在微博和微信上也经常出现祈福信息，比如今天第一名的发财星座是什么座，如果在几分钟内转走就会怎样。这种无聊的帖子，也被人转得很厉害，迷信和祈福的心理可见一斑。”叶斌说。

　　闸北区绿化环卫局局长傅凤祥介绍，每年正月初一和初五，环卫工人清扫彩色垃圾时，发现中高档小区和沿街商铺“灾情”最重。叶斌说，这正反映了有钱人的祈福心理，“越有钱，对安全感的需求越强。”叶斌说，一方面他们会用实际行动去保护财产，另一方面就会去祈福，如去庙里烧香、放炮驱邪等。

　　“这是一种心理寄托。”叶斌说，爆竹不便宜，普通老百姓可能就象征性地放一点，有钱人则上万响、十万响地放，“对他们来说，这点钱是小钱，但万一‘有用’，就值了。”

　　当移风易俗遇上环保意识，一进一退，为啥都那么难？叶斌说，传统观念先入为主，新的观念进驻思想，要有个过程。另一方面，人们也要被“逼”到一定程度，比如觉得情势发展与自己的生活休戚相关了，才会警醒。

　　“以前生活在上海的人大多数还是坐看北方身陷霾伏，如今自己也经常被霾所困，对空气质量改变的诉求就会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