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先生向法庭提供了购买香烟的发票、亲笔填写的托运单、寄交香烟时拍摄的照片、拆开包裹时摄制的录像以及速递员写的书面材料等一系列证据。在书面材料中，速递员确认：上门收件时，鲁先生交寄的物品为6条“软中华”香烟，重量为2.1公斤。书面材料还说明涉案包裹从目的地退回鲁先生处的原因和过程，并称“基本可以判断公司内部有人窃取了包裹内的6条中华香烟”。

　　速递公司则认为，鲁先生托运的香烟属于国家禁止快递托运的物品，托运单上也没有填写托运物品的名称、数量和价值，而且托运单上有“贵重物品务必保价”的提示，但鲁先生没有进行保价。因此，按照托运单上的赔偿协议，鲁先生只能得到5倍运费即300元的赔偿。

　　经两次公开开庭审理，长宁区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法庭认为，根据具体案情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速递公司应对其给鲁先生造成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赔偿鲁先生3200元。

　　主审法官陈婷婷表示，鲁先生提供的托运单虽然没有具体填写托运物品的名称、数量和价值，但速递公司的业务员已通过书面形式确认收寄物品的情况，法庭上，速递公司也认可这份书面材料的真实性。结合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法庭确认涉案托运物品为6条中华牌香烟，价值为4080元。原告仅要求赔偿4000元，法庭予以准许。

　　关于赔偿责任的承担问题，陈婷婷表示，托运单上“贵重物品务必保价”的提示，在督促托运人如实申报货物价值、公平分担风险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鲁先生在知道相关提示的情况下，没有对托运物品进行保价，说明他对自身的财产权利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和放任态度。因此，鲁先生应就涉案物品的遗失承担部分责任。

　　速递公司事先明知是香烟而自愿承运，事后再以香烟是禁运物品为由提出抗辩，有违诚信。同时，从涉案物品的遗失原因来看，原告交寄的6条香烟是在处于被告控制之下时被他人恶意窃取造成的，被告方对原告损失的产生显然存在过错，应对其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章伟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