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居住房屋要耗化金条去租赁，称为“顶”，清贫草根人家只能每月交二斗米钱租间陋室度日。

　　谁都不信“天上会掉馅饼”，可我却真真实实地碰到了，我有个姓徐的老友，与人一起搞房产，闹了纠纷，要我家作为“棋子”进驻该处，不需要任何条件，只是帮他看房子。我夫妇不啻凭空接了个大馅饼。

　　这房子是两层楼大宅子，有天井、厅堂，左右前后厢房，后面有个偌大的荒园。我家住二楼右边前后厢房，大概此宅以前开过毛巾厂，堂楼上尽是织毛巾的木机，从玻璃窗望去，那些木机的零件，丁零吊挂颇像人影憧憧。

　　厅堂的长桌上供白瓷观世音菩萨，听说房东太太（老徐的对立面）初一、月半要来焚香点烛叩首膜拜，我是难得见她一次。只见她年近花甲，脂粉涂得不匀称，如果太阳穴贴上小膏药，活像京戏里的媒婆角色。听说她守寡多年，她住在后面荒园的披屋里。

　　在这宅子里有好几家邻居，楼上仅只我一家。楼下右边厢房是山东人胡大妈是卖菜的，夏天兼卖棒冰的，左边住的是姓杨的浦东人，夫妇俩早出晚归推着车子去卖油的，我称他俩为卖油郎和卖油娘子。他家的营生红火，在这宅子里可称首富。卖油娘子大腹便便，还在勤奋地劳作，这天晚上她要临盆分娩了，对门胡大妈是见多识广、利索干练的人，卖油娘子头胎，腹痛难熬，自告奋勇前来当助产士，耐心安慰和指导。我夫妇在房门外只是一味祈求“妇婴安康”。直到一个胖胖的男婴呱呱坠地，这才换来了一片欢天喜地，我们夫妇分享着这种喜悦，迎来一夜酣睡。

　　1945年抗战胜利了，到处燃放鞭炮，在这喜庆声中，不知什么原因，老徐和房东太太和解了，我家已失去“棋子”的作用，老徐婉言要我们撤走，可繁华的大上海，万家灯火，叫我们何处去栖身？正在忧虑凄苦中，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一位知好的文友菱先生也因同样的原因，要我家去做“棋子”，我欣然应命。我窃笑，我家成了这种行当的“专业户”了。

　　新址出门左首就是多伦路，延伸过去可达甜爱路，这次迁居给我们这对爱逛街的年轻夫妇一个最佳去处。

　　有朋友问我：“你家这种频繁迁居的情况啥时才结束？”我说：“直到上海解放才安顿。”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份我从海关调至上海市军管会贸易处综合组，做接收敌伪财产工作。翌年领导得悉我住房困难，就安置我在南京西路居住，我家才结束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这1984弄又称“蝶来新村”是工商界文化名人陈蝶仙所造，故称蝶来新村，我家在这里居住24年，安居乐业繁衍生息。我夫妇育有三女二男，都自强不息，爱国敬业，在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的建树和贡献，以回报党历来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