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艺术品中的女性形象，往往较少对于五官和表情有着精确的描述。像上海博物馆藏东汉时期的一件玉舞人，垂发至肩，雕工流畅，足下出一短榫，当是作为嵌插之用的摆件。魏晋时期，对于绰约轻盈、身材修长的女性形象风靡一时，这种感觉影响直到唐代初年，像一件隋代的捧罐女俑，高26.5厘米。女俑双手捧一小罐，恭敬而立，为侍女形象。脸部表情纯朴谦和，笑容可掬。身着窄袖长裙，腰系带。发式平阔高耸如冠，右边上翘起一发髻，额部鬓发均剃齐，通体施透明釉。

　　随着唐代国力空前强盛，人们对于女性的形象也从身材纤细，变成了丰腴浓艳。唐代女俑在其内容与形式的双方面结合中予人以美的享受，仅仅在发型上就有半翻髻、双环望仙髻、囚髻、抛家髻、惊鹄髻、螺髻、百合髻、圆鬟髻等，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女性对于秀发的钟爱，而除了养护之外，各种头饰也是必不可少。从梳篦、笄，到我们熟悉的簪、钗，再到步摇、花胜、钿，以及冠饰、狄髻、绢花。一件小小的发饰，就能在历史的场合中演绎出如此丰富的品种，以至于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收藏门类。在上海博物馆收藏中，囊括了新石器晚期玉梳背、宋代的龙头金发簪、明代包金首木簪碧玉发冠、鎏金嵌宝银发簪发罩等等。像一件明代的镶宝玉观音鎏金银簪，是在鎏金首饰上嵌玉观音，下面还有莲花座。在许多明代的文学典籍中，对于这样的头饰都有所介绍。

　　除了头饰之外，镜子也是古代女性日常必不可少的用品。从早期的铜镜，到后来的镜台，女性的一天可以说是从“对镜贴花黄”开始的。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明代的黄花梨木折叠式镜台，台上层边框内为支架铜镜的背板，可以放平，或支起约为60度的斜面。背板用攒柜做成。下层正中一格安荷叶式托，可以上下移动，以备支架不同大小的铜镜。中层方格安角牙，门成四簇云纹，中心故使空透，系在镜钮上的丝条可以从这里垂到背板的后面。

　　古人对于女性之美有着独特情感，在对于向往美好忠贞情感的同时，衍生出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特别是在绘画上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像华喦的《金谷园图》，描写的就是石崇和绿珠的历史故事。石崇家境富裕、生活侈糜，有宠妓名绿珠，容貌美艳，善吹笛箫。侍中中书监孙秀遣人求得绿珠，石崇不应。后孙秀语石崇有谋反之意，唆使赵王逮捕石崇，绿珠坠楼而亡，石崇被杀。画家在表现这两个悲剧人物时，选择了金谷园中和谐相处的情节，反映了二人坚贞不沦的情感。图中绿珠正在吹箫，石崇团坐蒲席，专注聆听，人物情态刻画细腻。

　　当然，在更多有关女性的绘画作品中，还是展现以传统在深闺中形成的休闲方式，诸如乞巧、蹴鞠、秋千等活动。收藏在上海博物馆的《仕女图》长卷，笔法简洁，意境却格外生动。它描绘了明代宫廷女子的生活常态。整幅长卷共分为六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是一个单独场景。《仕女图》的作者杜堇是明代一位著名的画家，《仕女图》中所描绘的场景是明代宫廷中女性的日常生活。《仕女图》长卷中描绘的一百多位女性，她们艳丽的服饰，姣好的面容，体现了宫廷女性的优雅与富贵。女性面部画的三白妆，以及她们的服装款式，都是典型的明代风格。而杜堇临仿的《宫中图》却并没有《仕女图》这样的色彩与气势。

　　丁观鹏的《乞巧图》，全图色彩丰富，人物颇具动感，是清代宫廷绘画中合笔画的代表作之一。此卷用白描写出七夕夜间庭院中妇女们燃烛斋供的情景。图中贵妇三五成群，或立或坐，或相互交谈，或轻盈漫步。众侍女忙于上灯、烧水、执壶、捧盘、抬桌。画卷结尾到向天斋供为止，类似连续画，反映了七夕乞巧的风俗情景及过程。此外，代表陈洪绶人物绘画作品代表作的《扑蝶仕女图》和明代黄卷描绘名媛闺秀结社出游景致的《嬉春图卷》，也都是这类绘画作品中的代表之作。　　　　 杨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