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雾霾启示录》（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3月版）一书描述作为“烟雾之都”的美国洛杉矶市60多年来光化学烟雾污染的形成、发展和防治等历史细节。由20世纪40年代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依赖于汽车的新兴生活方式等污染所形成的烟雾，于1943年7月开始对洛杉矶市居民健康带来巨大危害，持续影响至今，而洛杉矶的居民通过数十年的努力与抗争，将洛杉矶市从烟雾蔽日恢复到蓝天白云。

　　具有进取心的社交名流也加入进来

　　烟雾如同凶猛的野兽,继续在洛杉矶肆虐。事实上，自从1943年7月洛杉矶市区遭到烟雾攻击以来，大气污染对美国西海岸多年以来悠闲的乡村式生活的猛烈冲击，从未得到有效的治理。政府一再宣称，只需要实施一系列条令就能让人们再次获得水晶般洁净的空气，可是城市中继续弥漫的浓雾却无情地嘲笑了政府的保证。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权威人士就不断重申：全面监管所有排放源，工业界不断推行工程技术限制，同时建立一个健全的应急计划，而且所有举措只需要民众付出微小的代价。可是，南加州整整一代人都亲眼见证了政府的承诺一次又一次落空。20世纪60年代，如同迷雾一样的烟雾掩盖了它真正的源头——汽车引擎排放出来的化学物质。现在情况不同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推动这种转变的人既不是留着长发、叛逆色彩浓厚的反文化运动倡导者，也不是那些巧舌如簧的政府人士。相反的，其中一股力量是笔锋犀利、坚持己见的医生。此外，还有一群具有进取心的社交名流也踩着昂贵的高跟鞋，娉婷多姿地从另一个方向加入进来。这两股力量共同唤醒了最终起到实际作用的拥护者——曾经被烟雾打倒却仍然充满斗争热情的中产阶级。 

　　这些自称“穿着花裙的业余爱好者”的社交名流来自一个（为说服政府或其他权力机关而组织的）游说集团。她们很巧妙地模仿国际通用求救信号“SOS”，将“驱除烟雾（Stamp Out Smog）”的首字母缩写作为自己的组织符号。她们的核心成员是1958年加入的来自城市西部高档社区的富裕中年妇女。该组织的一位领导人是闻名遐迩的好莱坞制片人阿夫顿·斯莱德的妻子——贝弗利山庄的玛乔丽·莱维。SOS组织中很多创始人的丈夫都在娱乐圈工作。该组织成员包括喜剧演员罗伯特·卡明斯的妻子阿特·林克莱特夫人，以及华纳兄弟影业公司的制片人和美国音乐公司的行政主管等的夫人们。一些年轻女演员，甚至南加州大学医生的老婆，随后也加入其中。正如这些新成员即将明白的，那些年纪较长的女人擅长的不是空想，也不是电影明星的八卦，她们是一群活跃的激进主义者。

　　她们开始展开行动，准备推翻男人们对她们颇具轻视意味的“涂着睫毛膏的女斗士”的称呼。很快，她们联合了县高官多恩，一个已经下台却认识到她们组织号召力的保守派。多恩建议女士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她们也听取了他的建议。她们第一次活动时声势浩大，带着饱满的热情不断有节奏地喊着“禁止含硫燃料”口号。她们抱着“人多力量大”的组织理念，又争取了二十多个志愿者组织团体加入到抗议队伍中，如“美国小姐”“援助之手”，还有几个花园俱乐部。SOS组织在早期提出了最为人赞赏的七点治理烟雾的建议。她们将专家们历经多年累积所得的常识总结进宣言中，倡议全盆地的快速运输、州排放标准、燃油成分标准及更好的协调研究，并提出了其他目标。家庭主妇们发挥了作用，而她们也能够运作一个很有意义的组织。SOS在20世纪60年代的烟雾抗议运动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自其成立十年来，它在全州范围内团结了如此之多的妇女俱乐部，以至于它可以合法地向布朗州长进言。

　　20世纪50年代后期，SOS的目标主要是来自南湾地区炼油厂的含硫烟雾。当时，西部石油和天然气联合会已经推选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出来反驳有关石油燃料禁令的提案。他们并不喜欢这些他们看来可怜的无知女人。联合会副会长费利克斯·查普利特说道：“这个组织不了解烟雾的真正起因，也不知道石油燃料给我们南部的经济带来多大的增长。”这是对SOS组织很大的轻视，但不是最后一次。关键的投票或者会议前，女士们手中挥舞着电话听筒，就像在社区使用扩音器一样，同时用上了老式的连环信之类的招数（通常指在一封信里写有恶毒的诅咒，包含“如果不转发就会如何如何”之类的字眼——译者注）。每一位成员都会给决策者写一封信。然后，她们打给其他十位成员，要求她们重复这种努力。这样的结果经常是形成一种雪崩式的“反烟雾邮件潮”，并最终影响了决策过程。SOS领导人也变身为她们自己的发言人和坚定的专家。在推动燃油禁令时，她们不仅把注意力集中在西部石油和天然气联合会自相矛盾的观点上，还引用了美国癌症协会的一个预测结果：“如果目前的趋势（空气污染）继续，将会有超过100万美国学龄儿童罹患肺癌并因此死亡。”值得一提的是，该地区的石油工业在那时已经大幅度地消减了从烟囱里排出的废弃物。SOS还发动了广为人知的改革运动。这些运动让企业家们怒火中烧，摆出了防御姿态。很快地，政治助手、县律师和其他的烟雾行家都想方设法地想要与这些“女斗士”合影。

　　名声对她们而言是远远不够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SOS军团就经常拖着她们十分不情愿的孩子参加如马拉松比赛般的规则制定会议，欣赏这个日益精彩的光影世界所营造出的美好画面。后来，她们机智又幽默地调侃着空气污染。1964年在大使酒店举办的题为“令人扫兴的二十一岁生日晚会”上，SOS展示了一个富含糖分和象征意义的骷髅蛋糕。（几年以后，总统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在这次庆祝活动发生地不远处被暗杀。）所有这些招数都来源于一间位于日落大道的归档办公室。

　　要想从傲慢、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媒体那赢得信誉，女人们就得像经营小本生意一样小心翼翼。那个时代的女人一般不参与公共事务，也不经常活跃在聚光灯下。SOS的会长阿夫顿·斯莱德夫人在1965年反驳了《时代周刊》赋予她的“烟雾女士”称号，并认为人们早就应该对之进行反思。“一个带着灰色面纱的小老太太整天搅和着听证室，这种描述是有误导性的。”她说，“参与这场烟雾战争的有很多怪人，但是我们要申明我们并不是。”当时女性在美国社会的传统作用只是打破家庭生活隔膜，尽管这些女性团体获得了不错的声誉，但参与环保事务却在她们的个人关系中引起了摩擦。一位奥兰治县的叫琼·萨默斯的家庭主妇（也是SOS成员）证明了这一点。她说一些成员的丈夫或者男朋友因为她们花在组织事务上的时间太多而表现出烦躁或者嫉妒的情绪。据称，一位丈夫甚至给他的另一半发出最后通牒：“要么选我，要么选烟雾，宝贝！”这位妻子最后的选择不得而知。另外，SOS的普通成员很少有直接面对情绪激动人群的经验。每次在公共场合发言，萨默斯都认为民众能够听到她由于紧张引起的膝盖抖动的声音。相比较而言，指派她三个5～12岁的年幼儿子去拍排放废物的飞机和汽车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