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场上没有穷富之分，踢球就是一切

　　我这一生中，有幸在世界上近乎所有最好的球场里踢过球——里约的马拉卡纳球场、巴塞罗那的诺坎普球场，甚至还有纽约的洋基体育场。但我最早踢球的地方，还是神圣的“鲁宾斯·阿鲁达球场”——它其实根本不是一个球场，而是巴鲁老家门前的一条土路。邻居家的孩子们就是我最早的对手。我们把旧鞋当作球门，街边的房子就是球场界线（大多数时候是这样），若是一个大脚把路灯或窗玻璃踢碎了，我们就疯狂逃散；而我常常是受到指责的那个人，因为小镇上的人都知道，我是这群孩子里最迷恋足球的人。我想，这恐怕也是身为“唐丁霍的儿子”不利的一面吧。

　　我认为足球比其他任何运动项目都更能将人凝聚在一起，这一点在我们的街头足球中得到了印证。其他运动，如棒球、板球或美式橄榄球，都需要昂贵的器具或精心组织的球队；而对巴鲁这些贫穷、无组织的孩子来说，以上条件是遥不可及的。而足球，只需要一个球就行了。不论是1对1踢，还是11对11踢，获得的乐趣是一样的。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几乎随时都能找到6或10个孩子一起踢球。我们的母亲就在近旁，她们能看护着我们避免出什么事。但在上世纪40年代，在这样的巴西小镇上，她们的担心根本没有必要——街上没有汽车，几乎没有暴力犯罪事件，并且，街坊四邻彼此都认识。所以，不论在什么时候，“鲁宾斯·阿鲁达球场”几乎总有球赛，除非裁判——我的母亲，把我们驱散。

　　足球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基本上任何人都能加入进来，不论是矮小还是高大，强壮还是瘦弱，只要会跑会踢，就能上场。所以，我们的街头球赛集结了五花八门的球员，每次比赛都像是联合国开大会：叙利亚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日本人，当然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巴西黑人。

　　从这一点来看，巴鲁就是巴西的缩影，后者吸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移民。巴西就是一个大熔炉，其人口组成多种多样，几乎跟美国一样。外人大多不知道，圣保罗的日裔人口仅次于日本。巴鲁距离圣保罗有200多英里，其面积是圣保罗的百万分之一，但我们这里的移民同样很多，他们的祖辈最初都是在巴鲁小镇之外的咖啡种植园工作的人。我的邻居中，既有姓Kamazuki （日本姓氏，镰月。）的，又有姓Haddad （瑞典姓氏，哈达德。）的，还有姓Marconi （意大利姓氏，马可尼。）的。足球让我们把彼此的差异置之脑后，有时候踢完球，我会去伙伴们家里，吃日式炒面、羊肉面饼或巴西豆米饭。在这个小小的地球村里，我种下了对其他文化着迷的种子，在其后的岁月里，我幸运地沉湎其中。

　　在小伙伴们中间，我踢球的热情最高，所以往往由我负责把大家分成两队。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为什么呢？嗯，不谦虚地说，父亲对我的训练已经开花结果，而这正是问题的所在。我所在的一方常常会以12∶3或20∶6的成绩碾压对方，别的孩子，甚至那些比我大的孩子都不愿跟我做对手。所以，开始的时候，为了保持大家的兴趣，我就不按人数分队，比如说，这边3个人，那边7个人，我则在那个人少的队伍里。但是这样还是不行，所以我就在上半场担任守门员，尽量保持双方的比分均衡，下半场才开始攻击。而幼年时担任守门员的这个决定给我的人生带来了一个奇怪的影响，并让我获得了那个全世界闻名的绰号——贝利。

　　绰号在巴西是个很有趣的东西，几乎每个人都有绰号，有的人甚至有三四个。那时，我的绰号其实是“迪科”，家里人都这么叫我。我弟弟雅伊尔的绰号是“佐卡”，我们俩要是不踢球，就跟别的孩子到几个街区外的火车站玩，看那些来自圣保罗或别处的旅客，这是我们观看世界的窗口。其他日子里，我们就去铁路桥下的巴鲁河上钓鱼。我们买不起渔竿和钓鱼线，就借来圆形木框的纱窗，把鱼从水里捞上来。有时候，我们去巴鲁小镇外面的树林里玩，或者是从树上摘杧果和李子，或是打鸟。那里有一种名叫tiziu的鸟，而我的另一个外号就因此而来，因为它又小、又黑、又快！

　　我的童年其实并不都是快乐的时光，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不佳，我在7岁时就开始打零工了。舅舅豪尔赫借给我一点儿钱，我买了一套擦鞋工具——一个小盒子，几个鞋刷子，还有一条皮带用于挎着鞋盒走动。开始时，我给朋友们或家人擦鞋练习技术，熟练之后就到火车站给过往的旅客擦鞋。几年之后，我又去了一家鞋厂工作。还有一段时间里，我将街坊里一位叙利亚女人做的pastel——一种美味的油炸饺，常用碎牛肉、奶酪或棕榈芯做馅——送到小贩那里。他然后就去穿镇而过的3条铁路线中的一条近旁，把这些食物卖给旅客。这些零工都挣不了多少钱，巴鲁是个穷地方，跟巴西其他地方一样。擦鞋的那段时间里我就发现，这里有太多擦鞋匠，但是鞋太少了。不论挣多挣少，我总是把钱交给母亲，她就用那些钱给家人买食物。家里稍稍宽裕的时候，母亲就会给我几枚硬币，让我去看戏。

　　还有学校。我在学校里的表现跟在球场上比起来就差得远了。我对足球的热情把我变成了一个冥顽不灵、桀骜不驯的学生。有时候，我会从教室里走出来，在院子里盘带一个纸团玩。为了让我遵守纪律，老师们对我用尽了方法——让我跪在一堆干豆子上，或是将纸揉成一团塞到我嘴里不让我上课时说话，有一位老师甚至让我面壁站着，双臂伸展，就像里约的耶稣基督雕塑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我惹了大麻烦：我爬到了老师的桌子底下看她的裙底……时间长了，我对学校也厌倦了。可以做的事情有那么多，而我逃学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当时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在上世纪40年代末，巴西的学龄孩子中只有三分之一上学，其中只有六分之一进了中学。话虽如此，这也不是个恰当的借口。很久之后，我为自己在校期间未能用心学习而后悔，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又付出了很多。

　　不论是好是坏，我都将大多数精力放在了球场上面。在这里我们无须考虑贫穷，无须考虑父母，也不必因以往的悲惨而耿耿于怀。在球场上，没有穷富之分，在这里，踢球就是一切。日复一日，我们在球场上交谈、呼吸、生活。我们当中很少有人知道，足球即将成为巴西有史以来最大盛事的主题。

　　那时跟现在一样，没有什么事情能像世界杯一样让所有人为之兴奋激动。每过4年，这项赛事都将世界各国聚在一起，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比赛、庆祝、游行。它就像是一个盛大的聚会，整个星球都受邀参加。在过去56年时间里，我参加了每一届的世界杯，或者是作为球员，或者是作为球迷，或者是作为这项运动的“宣传大使”。以我的“权威”经验而言，再没有什么事情比世界杯更好了。当然，奥运会也很好，但在我看来，奥运会里的比赛项目太多了；而在世界杯上，只有足球——其高潮不断叠加，最终在决赛时到达顶点，那时一个新的世界王者横空出世。

　　现在的世界杯似乎已经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习俗，但在1950年，世界杯首次踏上巴西土壤时，它还只是一个相对新颖的想法而已，并且它的根基并不牢固。第一届世界杯仅仅开始于20年前，在1930年。当时一位名叫儒勒斯·雷米特的法国人——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决定为这项最受人欢迎的体育项目创立一个展示的平台。他的想法是，每4年将世界各国球队聚在一起同台竞技，时间就在每两届夏季奥运会中间，希望能够提高各国足球队的公众形象，并促进世界和谐。遗憾的是，当时只有男子世界杯，而在几十年之后才有人提出了一个极好的、姗姗来迟的主意，同样为女子足球举办世界杯比赛（女足世界杯是在时任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的鼎力倡导下，诞生于1991年11月，中国广东承办了该项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