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将这次出访看作是试探和平的行动

　　我们该如何解释罗斯福思维中的这些前后矛盾？如果他反对与纳粹进行和平谈判，为什么又派遣韦尔斯去寻求可能性？答案在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心安理得地坐观各种矛盾观点的同时出现，并耐心等待直到矛盾自我化解。不久就会被罗斯福任命为内阁成员的共和党人斯廷森发现，“他的思维不太容易跟随连贯的思绪……就像是在空荡荡的房间追赶一束游移不定的阳光”。与沃尔特·惠特曼相似，罗斯福是博大的，能够包容一切。 

　　1940年春，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策仿佛战争爆发前的平静那样，也是带有试探性的。他在寻找既能帮助民主国家，又能让美国置身事外的方法。他估量和平解决的几率是“微乎其微”，这一方案大概包括柏林的彻底投降，或者如韦尔斯所说，“德国军队对希特勒反戈”，政权彻底改变。如果真有机会阻止灾难，为什么不让他的人试试，哪怕他超越了罗斯福本人的立场？而韦尔斯的使命则是为了另一个目标。为什么不是上述目标呢？这是一次尝试，而非深思熟虑目标清晰的政治行为，但罗斯福对两者都得心应手。

　　尽管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椭圆形办公室发出“都不要迂腐地刨根挖底了”的禁令，但大多数美国媒体还是将这次出访看作是试探和平的行动。《纽约时报》将其评论为总统等待已久的和平攻势的启动。孤立主义的媒体如《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对这次不动声色地卷入欧洲事务的行动反应强烈，把它与豪斯上校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秘密出访相提并论。还有的媒体讥讽罗斯福玩弄政治。 

　　在紧邻白宫的国务院，其反应是压倒性的消极态度。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告诉一位亲信，他是被这一消息“震惊了”，他相信这会“导致混乱”，带来“虚幻的希望”，并且产生“防不胜防的谣言”。曾被赫尔作为副国务卿人选的贾奇·R·沃尔顿·摩尔把韦尔斯的这一使命比作是“射击月亮”。罕见的支持来自前驻莫斯科大使约瑟夫·戴维斯：“萨姆纳·韦尔斯是能够对当事人同时进行客观透视并获得对其的客观看法的不二人选。”他写信给总统说，“驻欧洲的大使无一人能够胜任这一使命。” 

　　派驻在韦尔斯出访国的美国外交官对韦尔斯的使命极为关注。驻罗马大使是威廉·菲利普斯，也是一位出身名门，衣着考究的新英格兰人。菲利普斯是韦尔斯的景慕者，但他私下怀疑这位特使“在大群美国媒体人的包围下”究竟能取得什么成就？并且担心这次出访落入德国人的圈套。在柏林，美国使馆临时代办亚历山大·柯克的反应具有代表性，因为罗斯福总统在“碎玻璃之夜”后召回了美国驻德国大使。柯克正对即将成行的韦尔斯的使命缺乏信息而苦恼。

　　驻法国和英国大使威廉·布利特和约瑟夫·肯尼迪在公布韦尔斯使命的消息时正在美国，并对此表示愤慨。布利特是费城一显赫家族的后代，才华洋溢但刚愎自用，他曾是美国首任驻苏联大使。他听到这一消息后气得脸色铁青，因为他自认是罗斯福总统的主要欧洲事务顾问。布利特把自己的看法透露给多位内阁成员和多家媒体，媒体立即报道了国务院的分歧。为表示他的不快，布利特拒绝返回法国，一直到韦尔斯离开巴黎，他都在佛罗里达州的霍比桑德度假。 

　　约瑟夫·肯尼迪是爱尔兰裔的美国商人和宗族族长，也是直率的孤立主义者，但罗斯福令人费解地任命他出使驻英国大使。肯尼迪是韦尔斯的朋友而非对手，但也被韦尔斯出访欧洲的消息激怒。他听说这个消息后大发雷霆，“那把我放在什么地方？”“你们是不是认为我在那里就会喝茶聊天，而不是积极地工作。如果他们认为需要一个特使来获得我未能获得的英国情报，那就别指望我干点什么。”

　　这些大使所驻国政府的反应同样是复杂交错的。意大利作出一副怀疑的姿态，但私下对韦尔斯先访问罗马而非柏林颇为高兴。而英国、法国和德国则根据自己的处境和担忧对罗斯福的决定给出不同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