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世界元首云集法国诺曼底海滩，纪念二次大战时盟军登陆，终而征服德军，引致希特勒饮弹自尽的结局。所谓D－DAY意谓DECISION DAY （1944年6月6日）, 是二次大战胜利的开端。那天收看电视，见到英国伊莉莎白女王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场。据说奥巴马总统只与普京冷漠点首而已，法国总统为避免双方难堪，不得不设两次午宴，分别招待美俄两国元首，好似一幕喜剧。不过最使我深深感动的是二战退伍军人重返旧地，他们都已年过80、90高龄。我身为同时代人，看到那些老翁，不禁黯然，也不免想起当年的种种。

　　我记得1931年9月18日，是日军侵略东三省的日期，然后是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日军侵略上海的日子），这些日子是我们少年爱国热情被点燃的日子，我们都要为国效劳，我甚至有意参加新四军或前往延安。这两个幼稚迷梦终被父母打破。

　　除了“八一三”、“七七”这几个D－DAY日子外，我还记起1945年5月8日，庆祝欧战胜利的V－E DAY，与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V－J DAY。“七七”、“八一三”对我的启蒙，也引起我对全国学生抗日运动的关注，最令我深切难忘的是当年北京大学生的“一二·九运动”，我虽身在宁波，还是一个初中学生，对北方学生活动非常关心，那时我已在宁波《时事公报》发表左倾时事文章（终被浙东中学开除，理由是：思想不正确）。现在回想，虽觉自己幼稚，但并不自悔或有意道歉。我觉得少年理想主义乃是人生最纯洁可贵的。

　　1940年我到了上海，进了复旦附中，参加学生地下抗日活动，次年进入圣约翰大学。12月7日日机侵袭珍珠港，把美国卷入世界大战，我亲眼目睹驻在上海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上了巴士，乘战舰前往菲律宾参战。我校的英美籍教授都被关入拘留营，师生们不断携了食物前往慰问。

　　美国参战后，上海全部被日军占领，租界已不再是气氛自由的“孤岛”，我们写文章的也不能再畅所欲言，不过上海毕竟是世界注目的国际城市，日军行为也稍受节制，除非我们要过外白渡桥前往虹口，必须向在桥旁守卫的日军脱帽鞠躬。我们朋友创出一种游戏，看哪一个能够不脱帽而偷偷过桥。

　　1945年V－E DAY的来临，我们早有预感。我深深记得，那天（1945年4月30日）我在上海街上行路，见一个骑脚踏车的中年人，满脸喜悦，高声自言自语：“死脱啦！死脱啦！”好像在向路人通报喜讯。我回家扭开无线电，果然新闻广播连续报导，“希特勒已经吞枪自尽”。不久全部德军投降，1945年5月8日定为V－E DAY。

　　这期间，日军还在太平洋岛屿作战。华盛顿的计划是登陆日本本岛，犹如欧洲的D－DAY，但是杜鲁门总统在与国防部讨论之下，认为日军顽固，甚至敢用自杀手段用飞机攻击美舰，如登陆日本，恐要造成大量美军伤亡。在这种情势下，他才决定采用原子弹，先炸长崎，没有反应，再炸广岛，立即引致日皇宣布投降，那是1945年8月15日V－J DAY。

　　我清楚记得当得知日军投降时的心情。我刚在医院盲肠开刀回家，不久的一个午夜，我从熟睡中惊醒，原来是邻居强烈敲门，父亲惊慌开门。那位邻居兴奋地告诉我们，他刚在无线电收音机听到日皇宣布投降的通告，敲门向大家报告喜讯。不久，我就听见街上人声鼎沸，也有人放鞭炮。我也急忙穿上衣服，一定要父兄陪我到街上看热闹，上海倾城庆祝，国旗飘扬，地下工作者挤在卡车上从马路上驶过，与大群行人相互庆祝。那情景，我至今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