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卖妇女儿童是极端恶性犯罪，不但要依法严惩拐卖者，也不能放过了买家，所以，我将提交议案，建议修改刑法第241条，请各位代表附议！”今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前，上海代表团酝酿代表议案，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德力西集团变压器制造公司车间主任周振波陈述完毕。

　　此时，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陈旭向周振波竖起了大拇指。这个细节，令记者印象深刻。此后，这件30人联名附议的议案，被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确认为正式立法案，刑法第241条的修订由此纳入立法视野。

　　从农民工到全国人大代表，1年内提出高质量立法案，这样的效率不多见。上周，市人大常委会走访在沪全国人大代表，周振波的经历引来大家热议。回放一位农民工代表对刑法第241条的“较真”，不难管窥基层人大代表的履职新气象。

　　提案获得快速附议

　　今年3月4日下午，北京京西宾馆，上海代表团酝酿代表议案。

　　大会议室里，围成3圈的代表坐椅顺次排开，会场中心是一架麦克风，代表们依次走到麦克风前，介绍自己的议案。周振波第一个上场，接下来的3分钟陈述，很重要，只有说服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才能赢得联名附议——依照全国人大代表提交议案的规则，每件议案达到30人联名附议，才有资格提交大会确认是否成为正式议案。

　　人口拐卖，是社会危害极其严重的犯罪，1997年以来，我国刑法已修正8次，刑法对人口买卖一直采取严厉禁绝态度。目前，拐卖儿童犯罪，已经形成了一道产业链，这条产业链的终端就是“收买家庭”，如果没有最终的收买，前面的贩卖就失去了绝大部分“价值”。刑法第241条对收买方的处罚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如果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法条和司法现状，给人的一种印象就是：在人口买卖的这条产业链上，刑罚似乎重“头”轻“尾”。

　　“对收买方处罚过轻，并不利于抑制犯罪。我要套用一句姚明在动物保护公益广告中的宣传语——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对于被拐卖的婴儿来说，没有买家，就没有贩卖。所以，刑法第241条有必要修订，加大对买方的处罚力度！”

　　周振波代表的3分钟陈述，引来了陈旭代表的“大拇指”和众多代表的频频点头。人们发现，周代表已不再是去年那位心情激动、爱说“做梦都没想到能当上全国人大代表”的“新人”了，1年里，他的履职水平进步可观。

　　年纪轻轻当选代表

　　周振波原本是河北广平县的一位农民，当过兵，退伍后继续回乡务农。2003年，他经人介绍到上海打工，如今，他是上海德力西集团变压器制造公司车间主任。

　　2013年，37岁的周振波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的最大特点，是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实现了中国式民主又一次重大进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即每一全国人大代表代表相同的城乡人口数，约每６７万人分配１名代表名额。2013年，2987名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为４０１名，占代表总数的１３．４２％，较十一届提高了５．１８个百分点。

　　总想着为农民讲话

　　2013年3月，新代表周振波出现在上海代表团，常常一身工作服，这工装几乎成了一种标志，他说，没错，他代表一线农民工！

　　上海代表团向中外媒体开放，他声音洪亮，说农民工的求职渴望：亟需政府部门建立一套用工信息平台，及时收集、准确发布企业用工需求，别让全国各地的农民工东奔西跑“撞大运”。

　　在小组审议时，他问：政府能否为农民工提供保障性住房？9年义务教育后，农民工子女能否留在大城市继续学业？ 

　　在小组审议时，他还说：“我不知道该不该讲，但我是代表农民工的，一定要讲。在一些偏远农村地区，政府下拨的救济金被挪用，甚至进了个人腰包。老百姓不敢反映，也不知道找谁反映！”

　　不知道找谁反映？周振波就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身份向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反映“来自基层的声音”。他原本就生活在基层，与基层有着天然联系。而在周振波看来，人大代表沉到基层，接地气，才会有见解出思路。

　　上海德力西集团是一家民营企业，很自豪自家出了位全国人大代表。周振波出去调研，企业会为他配备专车，但更多时候他骑助动车，他说，“企业的钱，我能帮着省，就不乱花，这也是人大代表的素质。”

　　凭着“接地气”，周振波迄今提交了6份书面意见和1份立法案，“跟刑法第241条较真，也是因为走基层听到不少受害家庭的痛苦，我想，要改变，总得有人提出来，我是人大代表，我提！”周振波没想到，这份抢眼的议案让他成了“明星”。

　　“人大代表就是人大代表。明星不明星，那是别人说的。我只在乎能不能多干点人大代表该干的事。”周振波说这话的时候，是今年8月6日，他正赶在去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查阅人民来信的路上，天很热，他更是风风火火。

　　本报记者  姚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