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华文报纸《中文导报》的邀请和帮助下，记者的探究日本之旅终于成行了。

　　7月24日抵达当天，东京下了一场大雨，颇有一番“到东京来看海”的架势。但大雨并没浇灭东京的酷暑，接下来几天的采访，高温一直伴随左右。好在有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吴寄南与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的牵线，我在出发前就与采访对象取得联系，并约定了见面时间。

　　抵日第一天，见到《中文导报》总编杨文凯，他对我说：“看一看战后的日本，了解当今日本人的心态，以及中日关系间可能存在的问题，挺好。” 

　　担心到中国来会挨打

　　“印象不好，对中国感到恐惧。”尽管今年暑假，成蹊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大学生福岛翔太要到北京交流学习，但提起对中国的印象，他只是在邮件里简单地给了我这样一个答复。

　　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究竟如何？“过期肉”，这个词被多位采访对象屡屡提及，因为上海福喜过期肉事件波及到了日本。

　　就在我抵达东京的第一天，早先就联系好的翻译好心地提醒我说：“千万别吃全家便利店的便当，因为福喜也是他们家的供应商。”

　　一天上午没有采访，我便去酒店楼下的购物中心逛了逛，无意间逛到了全家便利店。便利店里有些冷清，只有我跟另外一名顾客，店堂显眼处贴着一张有关“上海福喜”的告示。

　　在一次与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范云涛的交谈中，记者得知，日本媒体有关福喜“过期肉”事件的报道淡化了福喜公司的美资色彩，导致日本老百姓认为这一事件是中国企业的事。

　　除去“过期肉”，时常在日本电视上能看到的有关中国“PM2.5”“反日游行”报道也成为令日本人对中国“印象不好”和“惧华心理”的来源。东洋学园大学的朱建荣教授说，他的日本学生甚至担心中国处处、天天都有反日游行，到中国来“会被打”。

　　对于日本人的对华负面印象，媒体的责任不容推卸。但负面印象还不止于此。除涩谷、新宿、银座这样的闹市区，安静是东京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但中国游客的出现却会打破这一切。

　　记得飞抵东京那天，我坐上从羽田机场开往东京的京急空港线特快列车，几位上海游客也一道上了车。一上车，他们便占据了“优先坐席”的位子，开始高声说话、大笑，引起一车厢的人侧目。“中国人在地铁里吵得慌。”来上海学习才几个月的铃木麻里的评价也许值得我们想一想。

　　为何要一直说“别忘记”

　　走在东京的街头，偶尔可以看到在野党的宣传画。对安倍上任后推行的提高消费税、解禁集体自卫权说“不”，往往是这些宣传画的主题。范云涛教授说，日本民众并不愿意日本再走上武力示强的道路，“甚至拿着高薪、驻扎在横须贺的自卫队队员及其家属都问我，是不是可以称病以逃避可能发生的冲突”。

　　“但日本政客想要给历史翻案。”范云涛的这句话点出了问题的关键，安倍重新评价“河野谈话”就是信号。只是，仍有偏听偏信媒体的日本民众为安倍辩护。

　　“这不是要否定慰安妇的历史，而是要重新评价河野谈话是否是客观地经过适当的调查后发表的谈话。”一名成蹊大学的学生这样说道。但媒体说的就一定是对的吗？日本的民众为何如此听信媒体的宣传？这似乎与日本人的严谨作风有些不一致。

　　“中国人和日本人对认错的认识不一样。”在采访的数天里，类似的表述听过不下十遍。从20岁出头的大学生，到民主党党员，再到退休多年的老先生，许多日本人都向我表达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总是强调“不忘历史”、强调认错，为什么不能“面向未来”？

　　对于中日就历史问题“认错”的分歧，日本民主党负责国际事务的国际局局长樋口博康认为，这也许是文化差异使然。“日本人能够理解不能忘记历史的说法。但日本人的性格是这样的：如果我已经知道了，而对方还一直说‘你不要忘记’，这就会是一件很难受的事。”

　　可是，“对方”看到的是，安倍政府对待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显然却连知错都没有做到，面对慰安妇问题的态度就是实例。不认罪、不道歉、不赔偿的“三不政策”令亚洲国家的人民看清了安倍政府的真实面目。

　　“ごめんなさい”“すみません”（对不起）……日本人发达的“道歉”文化，为什么不能好好地用在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和认识上呢？

　　游就馆·教科书·年轻人

　　从地铁半藏门线的九段下站下车，沿着上坡路，我来到了靖国神社门口。一对日本父女也朝着靖国神社走过去，父亲在神社门口的大村益次郎铜像前给女儿讲着什么，接着女儿恭恭敬敬地向铜像鞠了一躬。

　　靖国神社的游就馆正在举办所谓的“大东亚战争70周年特别展”。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怀着想看看游就馆如何“打扮”这个“小姑娘”的好奇心，我也买了一张门票进去一探究竟。

　　虽然看不懂日语，但凭着些许英文解释、图示以及所学的历史知识，我还是大致看懂了一些。至少，在描述甲午战争后俄国、德国与法国迫使日本将通过《马关条约》获得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这一段历史时，展板上的“卧薪尝胆”四个大字、英文说明中日本人“深感屈辱”“对俄愤怒”“发誓报仇”的叙述足以让每个中国人都感到不舒服。

　　而在展馆的一处角落，屏幕上播放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国内播放的宣传片。片尾，几个日本士兵正在向中国孩子们发放食物。整个展览看完，没有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的相关叙述，能感受到的只是展览方对侵略历史的骄傲——“为帮助亚洲国家的独立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而展馆外纪念品售卖处，自然不乏《再审“南京大屠杀”——向世界控诉冤案》《日本无罪论：真理的审判》这样的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的书籍。

　　不知道与我一道走进靖国神社的日本父女俩都说了些什么，但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会教育出怎样的年轻一代？

　　在日本工作生活了多年的范云涛教授与朱建荣教授向我证实了一点：日本的教科书中有关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亚洲邻国历史的叙述。但近代史的这段，由于课时紧迫，且不在考试大纲中，学校老师不会教。“这导致年轻一代的日本人不了解甚至不知道那段历史。”朱建荣说。

　　经历过战争，劫后余生的人们更能体会战争带来的痛苦以及和平的重要。

　　“中日的年轻人都应当正确看待这段历史。”今年83岁的冲松信夫曾是神风特攻队的一名队员。1945年8月15日，经过了3个月特攻训练的冲松接到前往冲绳战场执行自杀式攻击的命令。但就在他抱着必死之心登机前，广播里传来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冲松坦言，作为军人的自己当时对日本宣布战败感到遗憾，但“得救了，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第二年，想弄明白日本为什么战败的冲松入学东京大学法学部。学习让他明白“明治以来的日本政权是错误的，战争也是错误的，因此战败是必然的”。毕业后的冲松成为高中老师，教授学生政治历史。“教科书中并未说明日本战败的原因，把正确的历史教给年轻人很重要。”

　　试着倾听对方的心声

　　经过近70年的和平发展，希望和平、反对战争在日本还是民意主流。冲松老先生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推出特定秘密保护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这一切正令日本国内民众“不安倍增”。

　　“大多数日本人都厌恶战争，不愿让战争悲剧重演。”樋口博康表示，日本民主党并不赞同安倍的一系列举措，“日本国民、日本民主党是爱好和平的。但在国际社会上代表日本政府的是安倍，普通民众和其他政党的声音却很难传达出来。”

　　这次的系列报道让我们听到了他们的声音，而他们也的确有太多话要说。还记得那个希望中日关系回到妈妈年轻时那样，学中文也是因为感到中日贸易有希望的成蹊大学大二学生坂口悠吗？还有那个不赞成游就馆的历史观并希望在野党给安倍“刹车”的媒体人内藤康……

　　“围绕历史问题，中国已经逐步展开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日中之间也终于第一次真正有了展开讨论的可能性。”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早稻田大学教授天儿慧在书面采访中说，他希望中日可以向德法学习，从民间开始倾听对方国家民众以及战争当事人的真实心声，为共同跨越那段不幸的历史作出了踏踏实实的努力，“尽管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但我想这样的行动现在的确应该开始了”。

　　无论当事双方相互之间有怎样的不满和成见，各自仍然需要倾听对方的声音，而每一方也期盼着被倾听。这就是我在此次采访中的最大收获。 　　　　　　　　本报记者 齐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