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名臣大儒结人脉

　　吴昌硕举家迁回苏州后，经济上的压力减轻了，他的生活状况也趋于稳定，得暇于九月汇编刊印了自己的篆刻集《缶庐印存》，十月辑成了自己的诗集《缶庐集》，并请老友施旭臣为之作序，后谈复堂先生又为之作序并题诗。十二月，他得到一方珍贵的田黄石印，面对有“石皇”之尊的此方印，他经过斟酌后，刻以白文《酸寒尉印》，款曰：“酸寒尉自刻印，时己丑十有二月。”此方自嘲印取汉将军凿印法，线条苍劲犀利，有凛然之气，表现了对现状的不甘。

　　在“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中，吴昌硕迎来了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其时他47岁。由于一人在上海（可能是办公差），因此，闲时他都在作画吟诗，正月十七日，他与海上书画家们一起雅集徐家花园，纪念倪云林。位于上海苏州河老闸桥北的徐氏园林，又称徐家花园、港北花园，系清末浙商徐鸿逵所造的私人花园，名花嘉树，亭台明轩，景色十分雅致，称为双清别墅。徐系一儒商，喜好琴棋书画，每逢良辰吉日或是佳节来临，盛邀文人艺十在园中举办曲会、琴会、棋会、书画会、赏花会等，成为海上一处著名的文化雅集之处。自此以后，特别是吴昌硕定居上海后，徐园中时常留下缶翁的身影。

　　作为庚寅年最大的收获，这年秋季，他与潘祖荫的门生、清末名臣，一代金石书画大家吴大澂相识，这也是他继潘祖荫后，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结交。吴昌硕与吴大澂的相识，也是以金石为缘。精谙于金石之道的吴大澂，对吴昌硕篆刻中所凸显和那种高古苍逸的金石气十分欣赏，请缶翁为其刻了白文印“愙斋鉴藏书画”，边款曰：“庚寅秋仓硕。”此方印取法于汉官印而参己意，雍容朴茂而端庄大气，吴大澂甚喜之。

　　吴大澂（1835~1902），本名大淳，字清卿，晚号愙斋，江苏吴县人。同治七年进士，历任编修、陕甘学政，广东、湖南巡抚等职。系清末大学者、金石学家、文字学家。平生致力于金石古器收藏及鉴别考订，书风独特，结构取自金文，笔法却用小篆，线条光洁劲健，结构古朴工稳，为书林所重。亦善画山水及花卉，用笔精湛秀逸，气韵醇厚古逸。著述颇丰，有《愙斋诗文集》《愙斋集古录》《古籀补》等。在清末的官场上，吴大澂是一个颇有个性的高官，他文武双全，体格健壮，膂力过人。特别是擅长射击，有百步穿杨之功。曾说：“枪炮须新式，正似汉学不可空谈。”

　　吴昌硕与吴大澂相识之时，正值吴大澂的晚年，是他收藏集大成之时与书画金石进入巅峰期，已然是一代巨擘。尽管他们之间身份是有云泥之别，且吴大澂要比吴昌硕大九岁，但他与吴昌硕却是极投缘契合，将吴昌硕引为难得的艺坛同道与笔墨知己，让其遍观愙斋中所藏钟鼎彝器、古玺碑刻乃至古币镜铭等，使吴昌硕再一次广采博取，吸纳精粹，为其金石书画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提供了最后一次的大充电。

　　历史地看，吴昌硕自晚年定居上海后，为何能成为海派书画的领袖人物？当时那些聚集于海上艺坛的书画名家如陈宝琛、陈三立、沈曾植、李瑞清、曾熙、康有为、朱祖谋、张謇、郑孝胥、张元济等，不仅是高官大吏，翰林名士，有的还是庙堂帝师、封疆大吏等。为何能服膺于缶翁这个连九品都排不上的芥末小吏？除了吴昌硕在书画金石诗文上的深厚造诣和独特功力、对人的低调友善、宽容朴实及重情重义外，就是他的人脉积淀和人际铺垫，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背景。

　　此时的吴昌硕虽为芥末小吏，但官差有时却颇为忙碌，尽管鞍马劳顿、行脚水陆，堪为苦旅，但也使他有了接触社会、个体体恤民情、结交朋友的机会。这一年十一月，吴昌硕奉差前往上海浦东严家桥粥厂发放灾民棉衣，他对难民的境况颇为同情。因为他在年轻时，也作为难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家破人亡。从此，他是以一颗慈悲为怀之心来行事处世，热衷慈善。对于此次来沪赈灾，他有诗记之。在浦东严家桥期间，他关心民间疾苦，看到了当地严重的灾情，颇为忧虑：“冬十二月春雁啼，严桥行色晚悽悽。潮枯斗硕量沟水，地瘠蒲芦损菜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