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蔡国强名字是因为2001年“APEC”会议焰火晚会。蔡是焰火总设计，我担任现场解说。因身临“奇”境，虽有台本作为依据，但面对美轮美奂的焰火图景，无法抑制内心涌动的激情与感怀，大脑就像小宇宙爆发一般，诸多话语好像未经思考便喷薄而出。那是我职业生涯难得的一次体验，同时，也头一回领略蔡氏焰火艺术的魅力。

　　2010年世博会期间的《农民达·芬奇》展览让我看到了另一个蔡国强。展览会主体并非蔡氏本人作品，而是他历年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农民设计的潜艇、飞碟、飞机和机器人等。其创意灵感源自一位名叫李玉明的湖北农民。他创造的潜水艇完全是鱼的模样，船体后部有可上下左右转动的尾巴，造型别致，船身还画有拙朴的眼睛和嘴巴，并标出潜水深度的数字。乍一看，俨然一件当代艺术作品。这令思维敏锐的蔡国强眼前一亮。于是，他毅然踏上收集农民发明物的旅程。当他着手准备以农民及其创造物为主题做展览，突然想起达芬奇设计的飞机其实也从未飞上过天，便异想天开地将“农民”和“达·芬奇”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结合起。《农民达·芬奇》由此应运而生。展览会开幕前夕，蔡亲自陪我参观他的那些宝贝。进入展厅一楼，最触目惊心的是山东农民谭成年的飞机残骸。生性浪漫的谭成年曾邀请太太乘坐他设计的飞机翱翔蓝天，以此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心上人。但没过多久，却在另一次飞行中坠机而亡。蔡千方百计收集到发动机残骸、方向仪、调控器及部分电线，将其如同陨石一般悬吊于空中，旁边则有两块大理石，分别书写谭的故事与肖像。蔡用带有闽南口音的普通话说：“我的故乡泉州长年保持乡镇风貌。我家住在城墙和环城河内，城外就是农村。小时候常在城墙上与城外农村孩子打架，扔石头，也在河里与他们游泳、钓鱼。我到成年仍视自己为他们中的一分子。所以，我收集农民创作物实际上是收藏他们的梦想，从中我能看到自己。我是这片土地的孩子，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不，我就是一个农民。”

　　两年后的一个初春，蔡国强邀我专程赴杭州，现场观摩“炸”西湖。那日，西湖人头攒动，湖波荡漾，风拂杨柳，加上天气略有阴沉，天空不时飘洒几滴细雨，环顾四周，更觉层峦叠嶂，云烟朦胧，意蕴无穷。西湖中央矗立起一巨大平台，只见蔡身着橘黄色毛衣，看似悠闲地漫步于一块巨大的白色丝绸上，就像中医抓草药那样，将十数种不同火药撒于各个局部。转瞬间，一幅意境悠远、岁月斑驳的“西湖梦痕图”赫然出现于眼前。登上创作平台，随蔡绕着画幅慢慢前行，我问蔡，之所以用火药创作，是否与个人禀性及成长环境有关？蔡并不否认：“泉州封山娶亲都会用到大量鞭炮，邻居孕妇生孩子也放鞭炮，若鞭炮声响彻云霄，经久不息，就是生男孩；响声稍微弱一点，便是生女孩。从个性上讲，我做事向来胆小、谨慎、理性，做作品放不开。所以必须找到一个具有破坏性的媒介。于是，便想到童年时代常玩的火药，因为它有偶然的不可预测性。”不过，蔡最初在自家院落进行火药实验时，并未想到火药燃烧的归属究竟如何？结果，他奶奶一看到火苗，连忙用脚垫将火扑灭。至此，他才恍然大悟，点火与灭火貌似悖论，却是矛盾的不同侧面。火药除燃放外，压与收是必不可少的程序。火药奇妙之处就在于控制与反控制。被控制下的硝烟所形成的烟熏肌理，激发了蔡的灵感，撩拨起他的少年情怀，开始以一颗纯真的童心，借助火药与世界沟通。也因为如此，他常常以“男孩蔡”自诩，“我们在大千世界慢慢成熟，面对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慢慢现实起来，但艺术使我留住童年对世界的憧憬，维系起当艺术家的梦想和热情，以及小小的野心。”

　　在纽约蔡的寓所，我发现其小女儿房门两边贴满多张素描作品。原来“男孩蔡”与女儿约定每年为对方画一幅肖像，父女以这种艺术方式相互沟通。那日，小女儿忽然在家用手机将“男孩蔡”召唤至她屋里，和父亲进行了一场郑重其事的对话。女儿说，班里有个同学成绩不佳，却有绘画天赋，询问父亲是否可以提供帮助，如同小学生般端坐于一张方凳之上的“男孩蔡”丝毫不敢随意敷衍，满口答应女儿请求，但提议同样是画家的妈妈和姐姐可否一同参与，因为自己或许因工作无法保证授课时间。得到女儿首肯，“男孩蔡”如释重负。后来，他解释说，世界上没有比纯真童心更值得尊敬的了。这恐怕也是他创作的原点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