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从没有哪种健身娱乐，像广场舞这样深陷爱恨两极。   

　　拥有无可比拟的普及性与渗透力，同时却背负着难以调和的争议与矛盾。　　

　　何以强势崛起？折射哪些变化？怎样文明引导？瓶颈能否破解？一曲广场舞，浓缩了城市性格与时代特征，也考验着管理能力与社会价值。

　　全民起舞之势

　　“7点到了，投资客与其盯着股评节目，不如去和大妈跳广场舞！”

　　“为什么？”　　

　　“热衷广场舞的上海阿姨，既有钱又有闲，在家掌握财权，对家庭的投资走向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这是近年在财经圈广泛流传的一个段子，虽是戏谈，却道出沪上广场舞的渗透程度，以及城市特色。 

　　傍晚6时30分，伴随《小苹果》旋律响起，金平路上第一支广场舞如约起跳。　　

　　南起东川路，北至剑川路，这条全长1.5公里的步行街，是老闵行的核心商业区，沿途店铺林立，热闹熙攘。夜幕降临，十余支广场舞队遍及街头巷尾，被唤作“三里跳舞街”。

　　流行歌、民族风、电子乐，从南到北舞风各异。相似的是，一只插着U盘的扩音器，就是全部装备。   

　　47岁的胡文卫是音响的持有人，也是团队的领舞者，这种模式在广场舞队很是常见。她所在的排舞队以凤庆路命名，成型较晚，规模却是最大，常年固定在100人左右。 

　　不过，最近她无暇顾及“大部队”，而是挑选出20名“精兵强将”，紧锣密鼓备战10月下旬的比赛。从昨天闵行区“优值供杯”广场舞决赛，到接下来2014中信“幸福年华·舞动精彩”大赛，“凤庆排舞队”马不停蹄。

　　今秋，申城广场舞似乎比往年更火一些。　　

　　作为上海市民文化节的项目，“幸福年华·舞动精彩”大赛在各区县共设有24个初赛点，45场“海选”，近千支团队报名，预计参与人数超过2万。

　　全民起舞的时代，有多少支广场舞队？我们不得而知。随时随地，都可能有新生队伍诞生。不过，有一个数据却是共识，中国广场舞爱好者人数早已破亿。在舞友间，则流行着一句更通俗的说法——　　

　　只要会走路，就能跳广场舞。 

　　群体归属之情

　　相比“凤庆排舞队”，“青花瓷舞队”通常到得稍晚一些。十余名成员，年纪也更集中在50岁上下。高校教师、国企高管的身份，却与公众印象中的“广场舞大妈”相去甚远。

　　2012年，孙小芬因工作调动迁居闵行，从大学科研岗位转至行政管理，女儿也在同年赴美国求学，“时间突然多了出来，不太习惯”。

　　为熟悉环境，孙小芬散步至金平路，被此起彼伏的舞队感染，便藏身最后一排跟着“蹦跶”，谈不上热爱，权当是健身锻炼。

　　转变，出现在元宵节。那天，领队现场煮汤圆，舞友也带来瓜果，与其说是跳舞，更像是聚会。许是因为天寒地冻，那种久违的人情味让她格外感慨，“我们这代人普遍有着‘集体情结’，广场舞就像一种‘又找到组织’的亲切与激动。”

　　伴随出国留学的低龄化，中年夫妻提前进入空巢期；居住环境的私密性，也使人际交往愈发疏离。广场舞衍生的社交平台，却重构出城市邻里间的“最佳距离”。

　　“舞友就像姐妹，互相关心照应。”孙小芬记得，听说丈夫犯起颈椎病，大家找名医、带颈托、备艾灸；赶上女儿赴美留学，这个买绒线，那个织毛衣，情意令她感动不已。

　　“上海阿姨”的热心，也借着广场舞向外辐射。一次，孙小芬偶然提起身边不少单身女教师，听者有心，没几天上海电气集团、西门子电器公司的舞友便介绍起小伙，广场舞成“牵线鹊桥”……

　　今夏，一名瑞典华侨经过金平路时极为震撼，强烈要求学习。“广场舞在海外更红，中国大妈席卷巴黎卢浮宫、纽约中央公园，不仅是对舞蹈的热爱，更多是对集体的留恋和对祖国的眷恋。”

　　青春未圆之梦

　　“你看，这是在虹口区比赛，我们得了一等奖！”还未落座，陈明已忙不迭递上手机，秀起广场舞队的演出视频与照片。

　　玫红色的上装，清爽的马尾辫，靓丽而活泼。“看不出吧，下个月我就60岁了！”从小热爱歌舞，向往登台表演，然而夙愿难偿。

　　陈明曾是一名劳教女警，不苟言笑的黑白灰构成工作主调；上世纪90年代，她辞去公职，为生计最忙时要打五份工，像陀螺转个不停，生活琐事将文艺梦掩上一层尘灰。

　　直到邂逅广场舞，那些梦和记忆，重新苏醒。木兰拳、柔力球、踢踏舞，陈明全不错过，她将广场舞视作青春的“另一次绽放”，视作对错失生命色彩的加倍弥补。

　　家人支持，恰是广场舞的“上海特色”，“大妈开心，老公舒心，子女也省心。”

　　起初，并非没有微词。钟情广场舞，多少疏忽家事，与舞友冲突，也会将负面情绪带进家门。“明天起，你不要去跳舞了！”“不跳就不跳！”一次争执，丈夫给广场舞判了“死刑”。

　　然而，仅在家待了两天，她便熬不住。“坐在沙发上，对着电视就哭了出来。”陈明有些意外，自己那么要强的性格，竟在那一刻无比脆弱和委屈。“过去的几十年，我为工作忙碌、为子女操心，长期压抑和封闭兴趣爱好。现在生活闲了、孩子大了，我想改变，为自己活着！”

　　几番沟通，丈夫与孩子逐渐理解，主动分担家务。而在孙子出生的头两年，她也选择暂别广场舞，“互相体谅，寻找家庭与爱好平衡。”

　　最近“复出”，陈明的兴致更浓，梦想也更远。一次，在社区填写的“夕阳圆梦”明信片上，她如是写道：20年后，我希望还能登台演出，孙子在台下为我鼓掌……

　　艺术追求之美

　　尽管“舞龄”不小，但听到还有个叫做“中国广场舞联合会”的民间组织，陈明依然有些意外。

　　她更没想到，协会副主席、“网络红人”応子曾是金平路“跳舞街”的一员。

　　《自由行走的花》、《心之寻》，许多熟悉的舞步，均是出自応子之手。“协会遍布全国20多个省市，每年网络上传700余套舞曲。没有专人创编，哪来那么多曲目？”応子目睹并亲历广场舞的蓬勃，网络无疑是首要助推器。

　　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京沪两项大型盛事的举办促成全民健身意识的觉醒。那时，还没有“广场舞”的叫法，更多被称作“排舞”——排排队，跳跳舞，足见门槛之低、普及之快。

　　“其实，都不能算舞蹈，更像是广播操。”応子回忆，一个八拍的动作，在四个方向循环重复，舞姿与歌曲脱节，提不上内涵和美感。身为高校教师的她凭借对艺术的热爱和学舞的基础，尝试结合歌词重新编排。

　　从朋友圈小范围流传，只有十几名粉丝，到被视频网站首页置顶，点击量突破千万，応子坦言“走红纯属意外”，“这是广场舞的发展过程，不仅满足基本的健身需求，而且对美感也有鉴赏要求。”

　　她最得意的作品，大抵是《草原的月亮》，被粉丝追捧为“全国跳得最多的一支广场舞”。舞蹈中，大雁指代草原，凝望寓意月亮，怀抱象征母亲，融入更多文学与美术元素。

　　在协会，応子并不算“高产”，“我选曲很严，要走心，‘老公爱老婆’‘你是大灰狼’这些太过通俗的，绝对不碰。”自己的舞风受到青睐，她很是欣慰，“都说广场舞扰民，如果窗户内飘进的是柔美清雅的乐声，或许是一件赏心乐事。”

　　噪音扰民之争

　　被爱之深，被责之切。

　　“泼水、扔垃圾、打110……与其他舞队的争执，社会外界的抵制，都遇到过。”胡文卫和陈明有着相似感受。

　　无论身在城市的西南还是东北，广场舞者都处在漩涡中心。

　　在虹口区，鲁迅公园无疑是广场舞的“热土”，抢地盘时有发生，险些肢体冲突。即使成功“安营扎寨”，由于音乐节奏相互干扰，也经常闹起不快，“高音喇叭，你开得响，我比你开得更响，谁都不服气。”

　　迷上踢踏舞后，陈明面对的交锋更加激烈，“大头鞋、硬铁板，那多响啊，很不受欢迎，我们也就自觉不去了。”随后，她和舞友转战四川北路横浜桥，环境自然比不上公园，但也算找到一处“安身宝地”。

　　不过，投诉不期而至。选择的区域正对几幢商住两用楼，居民、酒店住户不堪其扰，持续向物业反映，“如果噪音不停，我们就退租”“再跳就喊警察”，舞队只好无奈收声。

　　她们的经历绝非个例，全国范围，广场舞诱发的矛盾更加急剧。温州业主购高音炮“以噪制噪”、北京男子放藏獒驱赶大妈，长春一小区在空地装满车位锁……想找一处适合跳舞的地方，为什么这么难？

　　（下转A15版）　　　　（上接A14版） 

　　“上海大妈”是幸运的。走投无路时，陈明与踢踏舞队的“娘家人”，四川北路街道“出马”，主动延长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开放时间，预留排练场地。

　　“灯光、空调、音响俱全，还有满墙的全身镜，有助纠正动作和细节！”陈明难掩感激，社区舞蹈比赛前夕，活动中心特意辟出时间段供舞队集训，“街道托底，我们特别珍惜，有时担心把地板踢坏，还会换鞋练习。”

　　多方协调之道

　　将“游击队”收编为“正规军”，既破解扰民难题，也缓解燃眉之急。

　　全市有203家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均配备舞蹈、健身房或室外操场，而在青浦等市郊区县，有些面积甚至过万，能容纳几十支队伍同场起舞。

　　“我们形成一套发现与孵化机制，街道排班巡逻，发现有‘流浪’的广场舞队，就寻找其所属居委会介入，引渡到活动中心等场地。”纪晓敏在曹家渡街道负责党群工作，已经收留过3支队伍。

　　当时，在万航渡路王朝大酒店、开开大厦等商业广场，广场舞队已接近固定饱和，一些新生团体只能辗转居民小区。“居委会就‘推销’起活动室，全年无休，风雨无阻，与阿姨们的需求一拍即合，很快就主动转移阵地。”  

　　不曾想，惊喜不断。早在2010年，上海东方社区文艺指导中心就向全市街道派送“文艺指导员”，经过教学与辅导，舞姿进步迅速，俨然“准专业”水平，“在妇女节、重阳节时，请她们表演展示，登上舞台的成就感，可比在马路广场大多了！”

　　突破扰民瓶颈，“创意”层出不穷。在一些街道，“上海大妈”还获发蓝牙耳机，尝试“无声广场舞”。不过，很多人对此却并不看好。

　　“有些阿姨习惯边跳舞边拉家常，一片静音，减少了社交的乐趣。”纪晓敏坦言，曹家渡街道预备的耳机尚未使用。

　　“行不通，有朋友就遇上过，出门买包烟，冷不丁看见一群大妈，在黑暗中悄无声息地飘，可瘆人了，晚上再也不敢下楼。”応子强调，广场舞也讲求与观众的互动，“戴着耳机，和在家自己跳，有什么区别？”

　　绽放活力之花

　　有人曾问，从散步、慢跑到武术、太极，健身方式有那么多，换个安静的不行吗？为什么大妈非要选择广场舞？

　　简单实用、廉价经济、从众心理……答案太多。不过，抓住青春的尾巴、焕发生命的活力，却是最深切、最核心的共识：“证明我们没有老，还能跳，还能美！”

　　对峙与交锋，抵制与坚守，唯盼双向的尊重与沟通。

　　“文明多一点，礼让多一点，休息早一点，声音轻一点”“时间在早7时至晚9时之间，音量不超60分贝”，这份倡导“绿色广场舞”的《文明公约》，道出沪上市民心中所望。

　　応子强调，广场舞的特殊性，决定其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伴随着争议和矛盾螺旋式前进，能够逐渐得到修正、规范与完善，从而顽强成长。希望舞友积极配合的同时，社会也能给予宽容与体谅。“我们都有母亲，都有姐妹，当她们找到喜爱的娱乐与运动，希望能支持她们，理解她们，也原谅她们！”

　　多一些自制、多一些自由，让广场舞有序绽放。

　　晚上9时30分，金平路舞尽人散，重归寂静。步行街上，那些乐曲、那些身姿仿佛不曾逗留，只余店家招牌霓虹闪烁，回忆着已经褪去的喧嚣。但那首《自由行走的花》的歌声，却在耳畔回响——

　　可曾，在梦中遇见，彼此熟悉的脸；人儿，为美丽的缘，求佛了太多年。

　　冰山上，有一朵雪莲，端坐群山之巅；他们说，她已生千年，有她就得到了永远。

　　啦啦啦，啦啦，我是自由行走的花；啦啦啦，啦啦，我是自由行走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