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者、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蒯大申，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析。

　　记者：广场舞扰民看起来是最突出的矛盾，但是其根本矛盾是公共资源的紧缺，跟不上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你对此如何评价？

　　蒯：毫无疑问，大妈想跳广场舞是完全正当合理的。每个市民都有公共交往的需求。跳广场舞，可以满足健身、娱乐、聊天等各方面的社交需求。当物质相对富足时，人就会感觉：“生活好像缺了什么？”缺的通常就是交流——而广场舞，正好满足了这一代女性的交流需求，而且成本不高。

　　记者：增加公共资源能够解决矛盾吗？

　　蒯：公共资源再扩张，也不可能跟得上层次丰富的各个人群的具体需求。而且，人的需求是不断增长的，是浮动的。因此，通常政府首要解决的都是市民最基本的需求。

　　闵行相对地大，可以建设100个公共文化广场，但是市中心的静安就不可能仿效也去建100个广场。而静安为5个街道发放蓝牙耳机，是通过技术设备的资源，来试图解决矛盾。技术能彻底解决社会问题吗？未必。

　　记者：那么在你看来，解决广场舞矛盾的方法是什么？

　　蒯：社会问题，要由社会解决，具体说来就是“用群众来做群众工作”。当下，政府应该借这个契机，开展基层民主协商。打架不能解决问题，行政命令也未必能解决问题，但是民主协商可以。

　　让跳广场舞的大妈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学会民主协商，既要表达自己的意愿，也要尊重别人的想法。改善当下不少人“自己日子不好过，让别人也没路走”的心态。

　　广场舞的根本矛盾还将长期存在，主要是看身处其中的人，何时能具有公民意识，何时能走向真正的公民社会。公民意识，就是明白公民不仅享有权利也应该尽基本义务。对于广场舞而言，最简单的就是既可以享受广场这一公共空间带来的跳舞便利，也具有保持这个空间清洁、不造成声音污染的义务。

　　至于身处其中的人，何时才能具有公民意识？百年树人是常识。

　　记者：当下有什么成功范例吗？

　　蒯：目前考察下来闵行区文广局的解决方案路子正，效果好。首先，他们建设了100个公共文化广场，在选址上尽量远离小区，音响上控制分贝，活动时建立规范，在公共资源方面尽可能做到既照顾舞者又照顾居民。他们还帮文体团队一起建立了“市民文化广场管理协会”。改善社会问题的本质，就是要推进制度建设。

　　与此同时，东方社区文化指导中心也派出指导员，通过他们去社区辅导跳舞之际，传递文明观念。如果做得润物细无声，倒也是一条解决之道。　　本报记者 朱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