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走不动的伤病员被日本兵刺死

　　《菲律宾的黎明》作者神保信彦是参与菲律宾战役的一名日军将领。他在书中写道，日军高层在马尼拉发布了一个命令：和我军在巴丹半岛对抗的任何部队，不管是否投降，都应该被彻底消灭，任何不能走到集中营的美军战俘，在行军途中都必须在离高速公路两百米以外的地方被处死。并且在巴丹守军投降的当天，所有的日军部队都接到通知，将有至少7万名俘虏落入日军之手。

　　第二天一大早，奥利弗·艾伦就发现，事情远非他们想象的那样。在日本兵看来，投降的盟军战俘不应该受到优待。日本兵狞笑着扑向战俘，忙着抢他们的手表、毛毯、珠宝、刀片、餐具，甚至连牙刷也一扫而空。有一个日本兵看中了一名军官的戒指，日本兵打手势要军官把戒指摘下来，但是因为他患了脚气病，蔓延到全身，导致手指肿大，戒指无法退下来。日本兵亲自上阵摘取，经过多次挫折，他还是不能把戒指取下。日本兵最后索性抓起美国军官的手，挥舞军刀把全部手指都砍了下来。这位军官一边忍受着疼痛和屈辱，一边回到了自己的岗位，小心地保护着他伤残的手。艾伦他们被日本兵叫起来，到大道上集合。那些走不动的伤病员，凡是爬不起来的，日本兵一刀一个刺死了事。

　　日本兵得意洋洋地大声呵斥，驱赶着战俘们踏上了叵测的路途。走了没有一英里远，日本兵窜到战俘们队伍中间，开始搜身。把每个人的水壶抢下来，把里面的水倒掉，用枪托把水壶砸扁，再还给他们。把钢盔抢走，弄坏后扔掉。

　　“根本不像一支军队，倒像是一群未开化的野蛮人。”艾伦在日本人眼里，成了地地道道的俘虏。尽管日本也在“一战”后的《日内瓦公约》上签了字，但其行为表明，公约在他们眼里，不过是过期的废纸一张。

　　西方文明一直认为，光荣的投降优越于死亡，投降只是被看作战争中的一种不幸。按照国际战争法，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尽到义务的战士，放下武器后，应该得到战胜方的尊重和保护。

　　爱德华·金将军投降时准备了一份备忘录：“由于遭受长期围困，定量供应严重不足，他们已经很难徒步行进很远的距离了。”所以，金将军虽然命令美菲部队销毁了大量的武器和装备，但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军用车辆和汽油储备，以便使战俘能够向北方行进，到达日军指定的目的地。即便金将军本人在达拉瓦奥日军前线指挥部被扣住时，他还在向日军当局声明，如果日军需要运送俘虏的话，美国人有足够的汽车和司机。他认识到，对于一个被打败的将军来说，请求胜利者允许他把自己的部队运送到囚禁地是非同寻常的，但是他非常希望日方指挥官本间雅晴能够接受他的建议。

　　一个日军参谋冷冷地提醒他：“将军，您应该注意现在的身份，不要对皇军指手画脚，关于如何运送战俘，本间将军会用自己喜欢的方法来做的。”金将军还要求日本当局把他部下的姓名通知美国政府，以便通告美国士兵的家属，他们还没有战死。在场的日本军人都颇为诧异，难道美国人不因此而认为他们让家乡父老蒙羞吗？

　　在美国，就在得知巴丹的亲人们成为战俘后，4月10日，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布开克的两名战俘母亲查尔斯·比克福德夫人和弗雷德·兰登夫人提议由一位战俘的父亲主持召开一个会议，旨在建立一个组织，为这些在巴丹被俘的人们提供援助。14日，会议召开并成立了巴丹战俘慰问团。总部设在阿尔布开克，并迅速在全美成立了很多分部。这个组织由战俘的父亲、母亲、妻子和爱人组成。他们收集关于战俘的每一点信息，他们找到并交流其他战俘家庭的信息。1949年4月，在美国加州的好莱坞举行了第二次成员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组织名字改为美国前战俘协会。

　　在日本，孩子从小受到武士道精神的熏陶，人人都认为在战场上投降是最大的耻辱，为天皇而死是最大的光荣。这种教育的结果，使得日本军人对投降的盟国军人非常轻蔑，更使得他们蔑视战争法规和肆意虐待俘虏，他们是绝不会宽恕和善待这些投降的官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