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一类特别的诗歌“咏史诗”。咏史诗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诗经·大雅》，它在唐代最为繁盛，在宋词元曲中继续流行，到明清依然为诗人所钟爱。虽然咏史诗数量众多，风格各异，难以简单地概括总结，但这样来描述它们也许并不算太错：与歌颂前人留下的功业相比，咏史诗更偏爱的是感慨一切丰功伟绩的虚妄与历史的无常。从“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李白《越中览古》），到“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李商隐《马嵬》其二）；从“沙埋古篆折碑文，六国兴亡事系君。”（贾岛《经苏秦墓》），到“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温庭筠《苏武庙》），无不给历史增添了浓浓的惆怅。

　　历史的无常感在戏曲的唱词中也是经常可以见到的：

　　言之痛伤，记侍坐华清，同演霓裳。玉纤抄秘谱，檀口教新腔。他今日青青墓头新草长，我飘飘陌路杨花荡。蓦地相逢处各沾裳，白首红颜，对话兴亡。（《长生殿·私祭》）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叠叠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千忠录·惨睹》）　　　

　　然而奇怪的是，浓重的历史无常感在戏曲的情节中，却几乎总会被一个大团圆的结尾所消解，“欢娱未央，何须问茫茫人世沧桑”（《千忠录·团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恐怕和戏剧的叙事性文体不无关联。

　　中国的叙事文学发源于史传。春秋战国是史学的发轫期。《左传》编年以缀事，跨年事件的连续性难免受到影响，作者不断借用倒叙、插叙等手段，以完整勾勒出历史事件、人物的来龙去脉。《史记》变编年为纪传，传主有始有终的一生得以凸显。《后汉书》作者范晔以为纪传体优于编年体，正因其“事义周悉”（《隋书·魏澹传》）。《隋书·经籍志》奠定了纪传体断代史的“正史”地位，由此纪传体成了中国人最熟悉的历史写作方式和历史思维方式。即使司马光以编年之体写出皇皇巨著《资治通鉴》，袁枢也要把它改编成《通鉴纪事本末》——可见书写历史终是以弄清“本末”为要（这当然不是说司马光就不看重“本末”，袁枢只是让“本末”更清晰而已）。

　　所谓“本末”，不仅要有始有终，更要有因有果。古代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史学从诞生之初起，需要处理的就不是人与神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在没有神来给多变的历史一个确定解释，给生活在多变世界中的人一个确定价值的情况下，人们需要从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中寻求一个信仰。中国的史传承担起了这个作用。《春秋》“一字寓褒贬”，开启了史书“善善恶恶”的传统。《左传》不再寓褒贬于正名，但它寓褒贬于史实，同时规定了基于伦理道德的历史评判标准。史学从诞生之日起，在面对纷繁世事时表现出的就极少是束手无策，而是从万事中找到一种确定价值的勇气，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的笃定。不在人掌控之中的事其实太多，可是人生在世需要有不变的精神支撑，中国史家把它寄托在了史传笃定的价值观中，“未可论”之类的表达在史书中是鲜见的。章学诚尝言，“史所贵者义也”（《文史通义·史德》），这“义”字便是变幻世事中不变价值之所在。

　　中国的叙事文学来源于史传，也受制于史传。历史文学更是如此，它是价值观念先行的。它们同史传一样表现了对于世事的笃定，所以中国古代的历史剧一定要以大团圆结尾。事实上不能大团圆的，可以只写到一半：“沙埋古篆折碑文，六国兴亡事系君”的苏秦，在《金印记》中以“官封六国都丞相，衣锦还乡返故庐”结尾，剧本不提六国纵横其实是多么地不堪一击；还可以改结尾：“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被迫分离的皇帝夫妇，在《长生殿》里终于重逢于月宫。最典型的“大团圆”例子当数岳飞了：死于秦桧之手的岳飞，无论是在《地藏王证东窗事犯》，还是在《东窗计》《精忠旗》中，都借了阴曹地府的力量，把秦桧绳之以法。若借鬼神的力量来实现大团圆仍不够让人快意，还有一类直接公然改变历史事实的翻案剧：《续精忠》《如是观》等均让岳飞功成名就，秦桧在人间（不用到冥间）就不得好死。

　　从《如是观》这个标题就可以看出，作者认为善恶当作“如是观”，剧中所写才是应有的历史结局。这也说明，世上毕竟有不尽合史传所坚信的因果关系的事，而在历史事实不符合史传的价值观时，剧作家情愿改变史实。

　　史传的价值观代表了“历史正义”，成为了中国人的信仰。历史剧中的人物在成就大业、积德行善时往往想着史传留清名，史书千载留骂名的念头则会阻止剧中人做坏事。更重要的是，剧中人即使一时一事遭遇不公，受了委屈，也坚信后来的历史会还自己一个公道。《赵氏孤儿大报仇》中，程婴面对血泊中的儿子，内心却无比骄傲自己和儿子终将“落的个万代名标”。《清忠谱》“缔姻”折周顺昌为受魏忠贤阉党迫害的魏大中送行，坚信即使两人冤死也“生死同留千古名”。《鸣凤记》“吴公辞亲”出吴时来欲冒死参严嵩，本担心母亲阻挠，却受到母亲鼓励：“古今青史如明镜，做男儿拼死捐生，留取丹心照汗青。”

　　正如吴母所说，在中国人心中“青史如明镜”，青史就是永恒正义的象征。能够因载入史册而不朽，对所有忠臣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耀，足以补偿在世的一切不幸。

　　所以我们明白，历史的无常感可以在诗歌中，甚至在历史剧的唱词中，以一种强烈的感情瞬时喷涌而出，而一旦要讲述某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时，这种无常感便被坚信“历史正义”的叙事思维稀释了。

　　那么，坚信“历史正义”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剧来说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从某种角度来说，人生在世当然需要精神支撑，“历史正义”就给了人们这样一个希望。但如果矫枉过正，不惜抹杀历史的复杂性、多面性，甚至对其修改简化以一厢情愿地符合“历史正义”，以致“人生沧桑”全被“欢娱未央”所消解，那不能不说也是历史剧的遗憾。

　　在这方面，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剧或许可资借鉴。16世纪末的英国曾短暂流行过历史剧，莎士比亚的系列历史剧为其中的佼佼者。与中国古代的历史剧一样，英国历史剧也写尽人间的悲欢离合，沧海桑田，大到一国之兴衰存亡，小到个人之爱恨生死，题材同样广阔，场面同样宏大。然而，英国的历史剧却有一个和中国截然不同的特点：它们几乎不会曲终奏雅。人间固然有欢娱，可沧桑从不会被欢娱轻易甚至轻率地消解。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史书并没有表现出对世事的笃定，历史剧也从不相信“历史正义”的存在。而正因为历史无法树立正义，波澜壮阔的历史中个人的渺小与脆弱，力量与智慧，才会更坚实地伫立在读者面前。

　　延续着几千年来对历史的喜爱，当下的中国各种历史题材戏剧、影视剧仍然流行。只不过在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以后，现在的历史剧已不尽以“欢娱未央”为固定结尾了。我们期待现代中国的历史剧能够在吸取传统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双重养分后，涌现出更多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