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异化为“总规划师”

　　当下国内建筑设计求高、求大、求洋、求怪、求奢华，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判断失衡”。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表示，这样的建筑，已经被异化成“欲望指南针”和“虚荣标志”。

　　建筑之外，城市公共建筑首先附加了当地官员的个人喜好与政绩观。深圳一个入行十年的建筑设计师告诉记者，建筑设计行业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外行指导内行”。设计师从专业角度做了很多计算和设计，设计图拿到行政领导那里，对方就说在欧洲的时候看过某个建筑，很大气，要照着那个建。“有时候甚至是人家有一条河，我们人造也要在建筑中凿出一条河来。”

　　因为广州中新知识城规划的挫折，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称自己在广州遇到了“规划之神”——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地方规划部门虽然人员组成专业，但更高一级的规划委员会由党政领导主持。中山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教授袁奇峰说，一些地方领导把自己当成城市“总规划师”，真懂规划的专业人员反倒成了画图工具。

　　城市规划须防“家长制”

　　要避免“设计沦为权力的奴隶”，袁奇峰说，“城市规划就必须科学、民主，不能谁官大谁说了算。在规划过程中要充分论证，让专业人士的意见真正得到体现。防止规划设计的‘家长制’。”

　　一些官员口中流行的“我的城市”“我的GDP””“我的财政收入”现象，实际上是把主政一方当作私产，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说，一个城市的整体建筑风貌和设计应该有一个长期的规划，不能换一届领导就换一套思路，这样才能保持整个设计的延续性，也能避免一些突兀的奇奇怪怪建筑的出现。　新华社记者 陈寂 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