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时候居然有人有意无意地曲解郑振铎。陈福康指出，当时甚至还有人传出来说郑先生跟周作人一样，做汉奸了。上海沦陷以后，1941年以后汉奸报纸上就公布过，日本方面要召开一个东亚文学工作者大会，与会者中就有郑振铎。有意思的是，这天的郑振铎日记保存下来了。郑振铎自己看到了这条报道，他在日记里面写到了。当时他非常愤怒。

　　当郑振铎在上海殚精竭虑抢救中国古籍文献之时，同样留在上海，坚守在文化阵地，不仅给予郑振铎莫大支持与帮助，甚至和他并肩奋斗在同一战壕的，还有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上海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上海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考古学家、版本收藏家张凤举。那一阵，五位爱国文化志士，目睹中华古籍精华、珍贵文献处于险境，几乎每天都要聚在一起，商讨抢救之策。他们觉得事关保护抢救国家文化留存，除了启动民间力量，政府也应该担责。为此他们联名给重庆政府发去电报，希望由政府来帮助做这一工作。 

　　电报发出不久，得到教育部长陈立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复电同意，除同意拨款外，并派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来沪协商。最后商定由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郑振铎、张凤举五人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并订立如下七条办事细则：

　　一、本会设办事处一所，以干事一人书记一人至二人组织之，办理图书点查、登记、编目、及装藏事宜。二、凡购买图书每部价格在五十元以上者，须委员全体签字通过。三、各委员购买图书，无论价格多少，均须先行开单通知照办事处查核登记，以避重复，再由办事处以书面通知各委员征求同意。四、办事处应每两星期将所购各项图书列清单及价格送交各委员存查。五、重要之宋元版及抄校本图书在决定购买之前，应分别延请或送请各委员鉴定。六、各委员需要抽查或检阅某项图书时，办事处应于详细登簿后送去，收回时并应即行销号。七、购得之重要图书，于登记、点查、编目后，即应由委员一人或二人负责督同办事处人员装箱封存藏于缜密保管库房中，每箱均应详列图书清单一纸。

　　抢救中国古籍文献工作的严谨与慎重，通过这七条细则可见一斑。不仅如此，而且公私分明。从现存当年郑振铎与“文献保存同志会”同仁的往来信函，可知凡发现线索或购书，尤其是发现以及打算购买珍稀和要价不菲的书籍文献，由大家商量决定或互通声气，购买后登记造册。下面是郑振铎写给张寿镛（咏霓）两封书信中的文字：

　　前日在来青阁见到薛应旗《宪章录》一部，绝佳，索价五百元，……兹奉上，请鉴阅。[凡十册；但原为二十册；并订之痕迹尚在。]此书绝罕见，所见为不全者。此是天一阁旧藏，初印干净，虽为万历初年刊，实极可贵。……我辈必须收下。先生以为然否？[史料书不可与寻常集部相提并论。]……我辈访购，必须先有见到新出书籍之机会，然后方可选择其精者。致咏霓[民国]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群碧楼书，已约好菊老（张元济），于本星期日至孙贾处阅定。详情当续告。兹奉上《辛斋存稿》一部，似甚佳，乞酌定。赵万里先生拟代购元刻《乐府诗集》一部，兹将赵函及菊老函，附奉，乞酌复。敝意此类书似不应任出（其）流出国外也。天津李木斋书已全部为伪方所得，为之一叹！惜无法救之矣！……宋本《石林诗话》为光华附近某西书肆之物，索价三千，竟已登《字林报》求售，欲售美金二百元。闻先生已阅过。昨日我亦阅过。确是好书。菊老亦阅过，还以五百元，彼不肯售。如为敌方或美国人所得，未免可惜！能设法一救否？致咏霓[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一日

　　咏霓即张寿镛。此信中因为有一部书卖家开价售三千元，张元济还价五百元，郑振铎怕无法成交而流露出的着急之态溢于言表。阅郑振铎这些信函，更让人感到可触可摸的，是他在非常时期不顾一切保护中国古籍文献的拳拳爱国之心。诚如郑振铎在另一封致张寿镛信中所道出的，“我辈对于国家及民族文化均负重责，只要鞠躬尽瘁，忠贞艰苦到底，自不至有人疵议。盖我辈所购者，决不至浪费公款一丝一毫；书之好坏，价之高低，知者自必甚明了也!”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所以在具体操作上，“一方面固以节俭为主，同时亦应以得书为目的；盖原来目的，固在保存文献也。浪费，乱买，当然对不住国家，如孤本及有关文化之图书，果经眼失收，或一时漏失，为敌所得，则尤失我辈之初衷，且亦大对不住国家也。故我不惜时力，为此事奔走。其中艰苦，诚是‘冷暖自知’。虽为时不久，而麻烦已极多。想先生亦必有同感也。然实甘之如饴！盖此本为我辈应尽之责也”。在这样的过程中，郑振铎曾购得《盟鸥堂集》三册，虽为残本，但其中“多征倭史料”，所以虽“价昂至四十元，亦收之”。

　　爱护民族文献，视同性命

　　郑振铎是作家，也是学者，所以格外重视史料。他曾表示，“关于史料书，如实在罕见与无刻本者，即（使）价昂，亦不能不收下也。此类书，关系‘文献’最巨，似万不宜放手”。在他看来，“在辛苦艰难之中，奋斗缔造，有大成功，乃是一伟大之事业也！”（诚如郑振铎一再表白的，“我辈收书，不重外表，不重古董，亦不在饰架壮观，唯以实用及保存文化为主”。“我辈之工作，完全为国家、民族之文化着想，无私嗜，无偏心，故可得好书不少，且眼光较为远大，亦不局促于一门一部，故所得能兼‘广大’与‘精微’”。（这其中的根本原因，聚焦到一点，诚如他在用纫秋山馆主人名义为《明季史料丛书》写的序言中开卷所言：“语云，亡人国者，必亡其史。史亡而后，子孙忘其所自出，昧其已往之光荣，虽世世为奴为婢而不恤。然史果可亡乎？……史不亡，则其民族亦终不可亡矣。”郑振铎坦陈，为公家购书，要比他为自己个人购书难许多。为自己购书，出价高低，完全由自己决定；为公家购书，则一分一厘也要较真，往往不能由他一人说了算，须得履行相应程序；有时还得征求多数人同意。如有一次，郑振铎曾就嘉业堂藏善本书目四册，整整研究考虑了一个月，从中选出第一批拟购置书籍若干种，提供给张元济先生过目，听候意见；然后再送何炳松先生征求意见。有时彼此意见不一致，还得一次次沟通。如此一来，每为公家购置一批书，其难度可想而知，以致郑振铎感到时有心力交瘁之感。但也正如郑振铎夫子之道的，一方面固然觉得“我辈爱护民族文献，视同性命。千辛万苦，自所不辞。近虽忙迫，然亦甘之如饴也”。另一方面，他也深感“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且究竟较驰驱战场上之健儿们为安适。每一念及前方战士们之出生入死，便觉勇气百倍，万苦不辞。较之战士们，我辈之微劳复何足论乎！”不以自己从事的这份工作的特殊和艰辛为标榜与自诩，这就是凸显在郑振铎身上的文化志士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