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和”文化表现为在家庭内部对亲友相敬如宾、对长辈孝顺恭敬、对晚辈关怀呵护，在单位(学校)对同事(同学)团结友爱，在社会中对朋友乃至他人宽厚仁义、大气谦和。而这种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上升到国家层面则升华为周总理于61年前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今天，这种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念在世界上愈发具有影响力。当然，凡事皆有两面，作为在华夏大地浸淫了数千载的文化理念，“以和为贵”也并非白璧无瑕。 

　　首先，万事和为先的观念使得职场中出现了部分好好先生。诚然，好好先生们在工作上大都踏实肯干，属于各单位的中坚乃至骨干。但每逢要求其对同事的工作、表现进行评价时，好好先生们便往往有两类表现，一类是只说别人的好话；另一类是对别人既不说好话也不说坏话，而以不痛不痒的中性评价敷衍之。好好先生们往往工龄不短，资历不浅，能力不低，在对某人的评价方面不乏敏锐的洞见及独到的见解。他们之所以选择做出违心的评价，主要基于三怕：批评上级怕穿小鞋、批评同事怕伤和气、批评群众怕丢选票。如此讲求和气的结果就是失职、失位甚至迷失自我。长此以往，少数同事的小错误往往会演变成大问题。这种好好先生，不论出现在哪个单位，表面上看似无关痛痒、无伤大雅、一团和气，实则其危害不亚于溃千里堤岸之蚁穴。团结一致、良好融洽的职场氛围不能靠牺牲原则、放弃正确立场来实现和维持。同事之间理应坦荡荡和而不同。 

　　其次，根深蒂固的和文化使不少人在卑劣行径面前不敢据理力争。就拿市民的出行来说，在拥挤的车厢内，被身旁乘客不慎顶到身体或踩到鞋子在所难免，遇到这类因别人的过失导致的“小事”实不应斤斤计较，过分追究。但是，同样是在车厢里，“咸猪手”、扒窃等行为时有发生，对这类故意甚至恶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不少受害人选择了忍气吞声。不仅如此，不少低价产品缺陷、小额诈骗的受害人也往往应怕烦怕累而选择放弃维权。正是这些受害人对自己合法权益受到的侵犯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才使这些恶徒有恃无恐、得寸进尺。随着各地各级立法部门的长期不懈的努力工作，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较为全面的法规体系，司法部门的执法工作也不断正规化和专业化。但真正要实现依法治国的宏大愿景，法制观念的深入人心不可或缺，欲达此目标，公民不但要知法、守法，更要习惯用法，在自己受到违法犯罪行为的非法侵害时不应一味忍让求和，而要不怕繁难、不惧威胁，坚决凭借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惟有全体公民亮出坚决依法维权的立场，才能使恶人却步退缩。 

　　和谐是实现社会进步、国家大治的显著标志和必然要求，而坚持原则、坚守立场、依法治国，不但与和谐社会的理念不相抵触，更能去其糟粕，与其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