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常德路是一条南北向的马路，横穿静安、普陀两区，全长逾二千八百米。它始筑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来租界当局为了纪念曾长期担任清廷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定名赫德路；1943年，以湖南地名常德更名常德路。这条马路在申城虽不算“通衢大道”，却“资格”很老，而且至今依然保存着不少值得人们关注的史迹,从一条条老弄堂和一幢幢老房子中仍可以捕捉到有价值的历史信息，感受到昨天的特殊气息……

　　恒德里

　　聂耳正式开始艺术生涯

　　常德路633弄（恒德里）65号，处于弄堂最内侧，系两层新式里弄房屋。它的上部为灰泥墙面，下部为红砖墙面，整幢建筑与周边的民宅相比显得较大。这里是人民音乐家聂耳在沪旧居。

　　1930年7月，初抵上海的聂耳经过同乡引荐，进入昆明云丰商行在沪所设的“云丰申庄”干活。翌年春，“云丰申庄”因故关门，失业的聂耳看见《申报》登出联华歌舞班(明月歌舞剧社前身)招生启事，马上赶去报名，被主考的黎锦晖录取为小提琴练习生，正式开始了艺术生涯。

　　据黎锦晖的回忆录《我和明月社》提及：“在沪还公开招考一次，聂紫艺（聂耳）、李果等五人被录取”；“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之役，日寇炮火烧到上海。国难当前，联华股东主张紧缩机构，借此为因，决定停办歌舞班，发了三个月遣散费”；“名义上联华歌舞班被解散了，实际上全部班底一个不缺，原封不动地重新组织起来。大家决定靠自己的力量把团体维持下去，改名为‘明月歌舞剧社’”；“成立了‘社务委员会’，由我、黎景光、张簧、张弦、王人美、王人艺、黎莉莉，聂耳等九人担任委员”；“为了节约开支，迁出联华宿舍，找到赫德路（常德路）恒德里内一幢房子。据说：这所屋子闹‘鬼’，空关了两年多没人住，积尘很厚，在房东派人初步打扫之后，聂耳又邀集几个社员进行了洗刷，房子焕然一新”。1932年春，明月歌舞剧社数十人搬入恒德里65号，底层是排练场，二楼是男演员宿舍，三楼是女演员宿舍，“待遇一律平等，吃大锅饭”，迄今仍能找到聂耳和一些同伴在集体宿舍门前的合影。

　　从一位高龄居民那儿获悉，当年聂耳住在楼上最靠北的那个房间，常在底层练小提琴。我知道，聂耳就是在明月歌舞剧社期间与田汉结识，并于1933年初经他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两人一起在申城陆续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田汉作词、聂耳谱曲）。其中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常德公寓

　　张爱玲充分显示才华

　　常德路195号，是一座沿街的八层楼房,具有意大利建筑风格：平面略呈“凹”形，每层三户，户型有二室户和三室户；每户客厅较大，设置壁炉，卧室均有小贮藏室和卫生间，厨房沿西外廊布置，双阳台连通客厅和卧室。它原先称为爱丁顿公寓,后来更名常德公寓,这里有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旧居,她在1939年住进51室、1942年搬入65室。

　　张爱玲系晚清重臣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她在黄浦江畔度过少女时代，就赴香港求学。仅隔数年，她又重返申城，与姑姑张茂渊一起闲居常德公寓，两人各有自己的卧室和盥洗室，中间有厨房相连，要见面开门即可；若不想打扰，也能从消防门进出，可算各有私人空间。就是在这里，她开始尝试职业写作。好多人或许不知道，她在沪成名系从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起步。《紫罗兰》创刊于1922年夏，是综合性半月刊，后因故停办；1943年5月复刊，改出月刊，三十六开本，每期近二百页，宗旨为“文学与科学合流，小说与散文并重，趣味与意义兼顾，语体与文言齐放”，至1945年3月终刊。张爱玲初识周瘦鹃，正值他为《紫罗兰》复刊忙碌之际。据周瘦鹃在《写在〈紫罗兰〉前头》中说：“黄园主人岳渊老人介绍一位女作家张爱玲女士来，要和我谈谈小说的事……说着，就把一个纸包打开来，将两本稿簿捧了给我。我一看标题叫做《沉香屑》，第一篇标明《第一炉香》，第二篇标明《第二炉香》，就这么一看，我已觉得它很别致，很有味了。当下我就请她把这稿簿留在我这里，容细细拜读，随又和她谈起《紫罗兰》复活的事。”周瘦鹃读完张爱玲的作品，感到挺像英国名作家毛姆的风格，并有《红楼梦》的影子，决定全部采用。当它们在《紫罗兰》复刊号和第二期亮相时，张爱玲首次引起上海文坛瞩目。

　　接下来，这位年仅二十二岁的女作家在常德公寓创作的《倾城之恋》《金锁记》《封锁》《心经》《花凋》等作品陆续在上海推出，沦陷的申城出现“张爱玲热”。对此，张爱玲在1943年8月发表的散文《到底是上海人》中称：“我为上海人写了一部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张爱玲奇迹般地崛起，与上海沦陷形成文学真空状态密切相关，这诚如当年傅雷所说：“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在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印象，便有这情形。”

　　张爱玲在常德公寓的生活极惬意，每天有人送来报纸和牛奶，洗澡有热水，家务和煮饭有佣人操办；她不喜欢应酬，常站在阳台上看哈同花园(遗址为今上海展览中心)的派对，看街头的风景。周瘦鹃曾提及：“我如约带了样本独自去那公寓。乘了电梯直上六层楼，由张女士招待到一间洁而精的小客厅，见了她的姑母。这一个茶会中，并无别客，只有她们姑侄俩和我一人，茶是牛酪红茶、点是甜咸具备的西点，十分精美，连茶杯和点碟也都是十分精美的。”后来成为张爱玲姑夫的李开第则曾谈道：“我常去那里看她们。一次，我在公寓门口遇到爱玲，爱玲说，姑姑叫我去给伊买臭豆腐。那个时候，张爱玲已经蛮红了。”张爱玲本人也感叹过：“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