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人究竟是怎样做到的？近日，瑞典驻沪总领事维多利亚·李介绍了他们的经验。

　　拥有自己的事业

　　如今，约有75%至80%年龄在20至64岁间的瑞典女性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身居高位的瑞典职业女性比例日益上升。

　　维多利亚认为，瑞典注重对孩子从小进行男女机会平等教育，让女性摆脱性别的束缚。“如果幼儿园老师对一个小女孩说‘哦，你真可爱’，而对小男孩说‘啊，你真强壮’，这实际上就已经对男孩女孩做了明显的性别定位。”

　　据统计，瑞典的高等学校毕业生中超过60%是女性，但当她们真正走进社会时，另一个问题出现了：雇主可能会因为她们将来要生孩子、更多地照顾家庭而更倾向于雇佣男性员工。

　　维多利亚认为，在确保职场性别平等的道路上，瑞典经历了漫长的过程。2009年出台的《反歧视法》要求所有雇主都必须积极主动地实现促进男女平等的具体目标，禁止任何性别歧视措施。

　　身为一名出色的职业女性，维多利亚说，同事、朋友的鼓励支撑她追求自己的事业，“年轻姑娘们一定要互相鼓励。”维多利亚认为，女性有能力也应当有机会去选择她自己想要的生活，而这一切是坐在家里带孩子所实现不了的。

　　奶爸已不难接受

　　婚后，女性是不是应当对事业有所舍弃？当一名尽职的贤妻良母是天经地义的吗？

　　维多利亚·李有一个令人艳羡的家庭，她与中国诗人丈夫李笠育有一儿一女，分别为14岁和9岁。谈到女性对家庭的责任时，她说：“在很多国家，当一对夫妻有了孩子以后，男人和女人的发展方向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男人继续他的事业，而女人却围着孩子转。”在她看来，这样的相处方式很容易导致夫妻最终分道扬镳。

　　维多利亚说：“在我的祖父那一辈人，男人呆在家里带孩子简直不可想象。到了我父亲，育儿假的出现让奶爸成为可能，但这种情况并不普遍。现在，我与我的兄弟们将男人请假带孩子视作理所应当。”

　　没有完美的模式

　　“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瑞典模式并非就是通行的模式，更没有完美的模式。”虽然瑞典是目前世界上性别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维多利亚认为在争取女性权利、促进性别平等的道路上仍有许多工作要做，缩小薪资差距就是一场艰苦的斗争。

　　瑞典政府要求拥有十人以上雇员的雇主，必须制定一个实现薪资平等和机会平等的行动计划。但维多利亚承认，瑞典男女员工的薪资差异仍然存在。从事同样工作的女性，薪资仍比她们的男同事少3%。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在学校成为佼佼者，男孩的成绩反而不如女孩，中国似乎也有这样的情况。”维多利亚认为，这也是推动男女平等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我们应当充分发掘不同性别的能力”，而不能因为提高女性地位反倒让男性找不到方向。

　　本报记者 齐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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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薪育儿假

　　父亲是孩子成长中不可缺少的角色，照顾家庭的重任也不可能单靠女性一方完成。

　　1974年，瑞典开始实施父母保险制度，父母在领养或生下孩子后，可以自由分配时间，分别享受带薪育儿假。

　　2002年，瑞典的育儿假增加到480天，父母双方各享有为期两个月的专属假期，也就是说，这个假期不能转让给另一方享受。

　　通常女性会享用大部分的假期，2008年，男性享用了大约20%的育儿假。

　　育儿假可以分几次休，一次几个月或几周，也可以按天休或按小时休。

　　在育儿假中，有390天育儿津贴最高可达每天910瑞典克朗。而在其余的90天中，日津贴为180瑞典克朗。

　　此外，新生儿的父亲还可因孩子出生而额外享受10天的假期，如果是双胞胎，则他可享受20天的额外假期。

　　领养孩子的父亲或母亲有权从开始照顾孩子之日起，享受一年半的假期。

　　瑞典特色的育儿假等法律让女性更有安全感，从而可以真正做到在事业与家庭之间找到平衡点。正是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下，瑞典男性也分担起育儿的责任，同时，家庭的和谐也令离婚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