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审讯奇才谷在坤

　　第二天，张德康迷迷糊糊地听到有人陆续走了进来，便悄悄爬了下来混到了上班的人里面。快下班时，他爬上鼓风机，拿下那包钱带回了家，把锁扔到了垃圾桶里。回家后，妻子问他怎么一夜不归，他说在外做生意，没敢告诉妻子真相。以后，他到储蓄所，买了“定活两便”存单，看风头已过，心又痒了起来，不久又偷了一次。听完张德康交代后，细心的裘礼庭还是请张德康给五元一刀的人民币打结，果然张德康打的是左结，印证了他是个左撇子。破案后，裘礼庭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里像压紧的弹簧突然放松似的轻松。他查了一下台历，破案的那天是7月15日，与立下军令状破案的日期，还提前了两个半月。

　　再说谷在坤，他是803一队队长，一队也叫大案队，凡上海滩发生大案，谷在坤就白天黑夜连轴转。

　　每当嫌疑人死不开口，案件走入了死胡同之际，刑侦处长老端木便会拿着烟斗吐着烟雾道：“把谷在坤叫来。”谷在坤每次领命出山都是别人啃不动的硬骨头，他调侃自己办的案子都是“二手货”。自嘲之余，他每次接案后也是压力山大，但他每次接手大案不是急吼吼地仓促上阵，而是先到现场仔细查看，寻找线索和捕捉细节，并向知情人了解嫌犯的性格特征，从外围尽可能地掌握更多的东西后，才走进审讯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与对手面对面地智慧对决和心理较量。在他高超神奇的审讯艺术下，那些死顶硬扛的嫌疑人纷纷败下阵来缴械投降，那些难以突破的重大案件终于起死回生顺利告破。故此，他被上海警界被誉为审讯奇才。

　　上海解放前夕，谷在坤尚在晋元中学读书。他是老二，有七个兄弟姐妹。因父亲是个工人，工资微薄，且正逢物价飞涨之际，谷在坤面临着失学的窘境。关键时刻，大姐悄悄地塞给他两块银元，说：“快去交学费吧，要好好读书，将来报效国家。”他非常感激大姐的雪中送炭，但也纳闷大姐的钱从何而来？上海解放后，大姐告诉他，供他念书的钱是地下党组织给的。

　　1949年9月，16岁的谷在坤中学毕业，他原打算投笔从戎，已是公安秘密战线上的大姐问他是否愿意去公安局，他不假思索地说：“我相信大姐，听你的安排。”开国大典之后，他便成为第三期公安训练班学员。

　　几个月的短期培训后，谷在坤来到了市局社会处，专门从事反特工作。1950年，在侦破上海“二·六”轰炸案时，叫他“娃娃侦探”的侦察科长让他扮演流浪汉，守候在台湾特务罗炳乾据点附近，监视跟踪进出人员的行踪。大冬天里，他守候了三天三夜，发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顾客，进了那家瓷器店。破案后，科长拍着他的肩膀笑着说：“你机灵聪明，是个干侦查员的料。”

　　那时谷在坤年轻热情，充满理想，满怀激情，整天吃住在单位，一心侦破案件。在侦察科长的带领和培养下，谷在坤参与破获了许多特务案件，为此，他很快入了党，不久又担任了侦察组长，后来又被选为支部委员，生活向他展示了一条铺满阳光和鲜花的大道。不料1957年“鸣放”运动开始了，他在支部大会上真诚地提了意见：思想政治工作要有人情味，希望在周末少加班，给予年轻人更多的谈恋爱时间。没想到在支部大会上的发言成了他攻击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证据，在内定名单中他被定为“右倾分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很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几度春秋，几度风雨。他先后到农村扛过锄头，到工厂拿过扳手，16年劳苦，16沉浮，没有亲历者难以体验。他不仅要经受劳其筋骨之苦难，更要忍受政治歧视之郁闷。患难见真情，当年为了多些时间谈恋爱的女友，没有因为他的政治失落而抛弃他，而是跟着他历经沧桑，饱经苦难。谷在坤之所以没有悲观失望和自暴自弃，妻子的不离不弃亦是重要的精神支柱，为了妻子和儿女，为了心中不灭的理想，他忍辱负重，争取早日平反。

　　经过自己的多次申诉和战友的鼎力帮助，1973年，大病初愈的谷在坤终于回到了久别的市公安局。当时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谷在坤没有提出其他要求，唯一的要求是干侦查破案老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