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杰弗里·戈德伯格结合自身经历，剖析了个中原因。

　　曾经像穿了“铠甲”

　　２０００年春，戈德伯格为写一篇塔利班报道，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市住了一个月。市郊有一所宗教学校，校长萨缪尔·哈克是塔利班领袖毛拉·奥马尔的密友。令戈德伯格惊讶的是，他俩的第一次见面被安排在学校里。

　　戈德伯格开宗明义，讲自己要写一篇关于普什图少年宗教教育的文章，这些男孩将来要代表塔利班作战，甚至被派往阿富汗参加“基地”组织。哈克听后并不恼怒，反而非常乐于向他介绍自己的学校。他说：“我们的唯一敌人是犹太人。”当戈德伯格说自己就是犹太人时，哈克犹豫了片刻，说：“哦，你在这里深受欢迎。”

　　早在上世纪９０年代，戈德伯格就感受到巴基斯坦等地区弥漫着反犹和反美情绪。有一次，他去拉瓦尔品第采访当地极端组织领导人法兹勒·拉赫曼·哈利勒，此人响应本·拉登关于杀死犹太人和美国人的号召。

　　从上述几个例子来看，直至本世纪初，西方记者到中东、南亚等地采访，人身安全并未受到威胁，尽管那时反美和反犹情绪已经被切实感受到。戈德伯格认为，这是因为记者能看到被关闭大门的另一侧，然后把所见所闻传递给西方社会的人们，哈克、阿訇、哈利勒等希望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的信仰。记者的工作，似乎对双方有利。

　　戈德伯格的好友、长期在中东地区从事报道的《纽约客》杂志记者德克斯特·菲尔金斯对此深有同感，他说：“我曾对人们说，身为美国新闻机构的记者，就好像穿了件铠甲，人们不会盯着美国记者不放。”

　　如今被推特取代

　　可如今，西方记者已经认识到，做有关极端分子的报道就是找死。美国记者詹姆斯·弗莱和史蒂芬·索特洛夫今年９月先后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杀害。

　　戈德伯格奇怪，为什么一些极端组织不承认记者的中立立场。他分析说，原因之一是极端分子现在变得更加极端了。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极端分子不再需要记者了。１４年前，当戈德伯格在塔利班的学校采访时，看到管理人员在创建学校网站，他当时觉得挺好笑。事实证明，戈德伯格错了。现在，极端分子不需要中间人了，记者被YouTube和推特取代。而一旦记者不被需要了，便成为目标。

　　３年前，戈德伯格和菲尔金斯重返巴基斯坦，住在伊斯兰堡同一家旅馆里。自本·拉登被刺后，许多极端组织伺机复仇，一些大酒店成为袭击目标，同时也活跃着大批恐怖组织线人。

　　戈德伯格的任务是报道巴基斯坦核武器安全，菲尔金斯则在调查一名巴基斯坦记者遇害事件，两个话题都涉及危险领域，因此两人经常受到骚扰。菲尔金斯的电话被窃听，戈德伯格则被跟踪。每次回到旅馆，他都能感觉到有陌生人来过他的房间。

　　忠告：请远离中东

　　戈德伯格去过很多危险地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生存原则。在他印象中，西方记者在伊朗通常受到欢迎，但有时会在采访时被逮捕。在加沙，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分支哈马斯一方面热情帮助记者视察遭受以色列空袭的地带，另一方面又竭力阻止记者接触向以色列平民发射火箭弹的武装人员。在黎巴嫩，真主党与媒体狡猾周旋，旨在阻止独立报道。

　　如今，戈德伯格不再花费很多精力与极端组织打交道，因为一些原本并不危险的地方，现在对记者来说也变得危险了，整个中东地区都成了禁区。现在的情况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问题还没得到解决，记者观察这些问题的渠道却已被堵塞。

　　一些年轻记者有时会向戈德伯格请教在中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如果是从前，他会说：存点钱，学习阿拉伯语，做一名报社特约记者，捕捉大新闻，你会有一个精彩的人生。可如今，他会说：还是去别的地方吧。　　　　　　唐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