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了中国科技发展进程
在台湾驻日本军事代表团驻地暂住实际上等于软禁,台湾不希望由国民党政府出钱派出的留学生为共产党和新中国服务。台湾驻日代表团秘书长陈延炯带着傅斯年发来的电报,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亲自来看望赵忠尧等3人,说道:“你的老朋友,现在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先生,有意聘你们三人在台湾大学执教。”并当场念道:“望兄来台共事,以防不测。”赵忠尧则婉言谢绝说:“谢谢傅先生的好意,我回大陆之意已决!”
赵忠尧3人熬过了难忘的49天羁押和15天软禁,终于在1950年11月16日,从横滨搭乘上了下一个航次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同船的还有张建侯(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化学工程学家)、朱诚等20多名中国留学生。1950年11月28日到达香港,回到了新中国。赵忠尧等回来后,当时南京市的负责人,南京大学的校长、物理系的师生等都去了南京下关火车站,物理系的学生打出了横幅“热烈欢迎赵忠尧教授回国”。
20世纪40年代赴美,五六十年代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和科学家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总数在全国相同学科中占比不多,但是作出贡献却不小。至1980年,中国科学院前三批学部委员(院士)共有473人,其中243人具有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学习进修和工作的经历,108人是五六十年代(包括1949年)回国的,占当时学部委员总数的23%;1999年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位获得者,其中10人留学美国,8人是50年代回国的;至2013年,24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其中有8位留学美国并在50年代回国。
1950年9月“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的那次航班,给中国带回来一批科学、教育和文化的未来之星,改变了中国的科技发展进程,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学人,中国科技星空因此也留下了12位院士的星光,他们是:赵忠尧、沈善炯、鲍文奎、涂光炽、邓稼先、叶笃正(气象学家,中科院院士)、余国琮(化学工程学家,中科院院士)、庄逢甘(空气动力学家,中科院院士)、彭司勋(药物化学家,工程院院士)、周镜(岩土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傅鹰(物理化学家,中科院院士)、池际尚(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其中邓稼先和叶笃正分别是“两弹一星元勋”奖章和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
很多学者估计,20世纪50年代回国的留美学者大约占留美学者总数的20%,回国人员中,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比例各约70%-80%和20%-30%。他们回国是响应国家号召,参加祖国建设。但是回国以后,真正受到重用并得以发展的人数比例较少,特别是人文科学的回国人员,很多被分配到中学、县级图书馆文化馆等基层单位,令人深感不幸和痛惜。
朱康福在自述中回忆:他们到上海后,都被发给可以“自愿填写”的详细履历调查表,包括“家庭出身”、“个人成分”、“曾否参加反动组织、会道门”等,甚至还有“有无亲属遭到镇压”。北京和上海的调查表的标题不一样,但意思差不多。此项表格一发,反应不小,因为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气息很浓,许多人有顾虑。最后是否大家都愿意填写或直接交上,就不清楚了。朱康福还说:我高中就有集中军训的经历,以后参加过中央训练团,集体参加过国民党。这些历史问题,我自己当时有点不知厉害,再则认为出国念书,也是希望有一天为国家干点儿事,国民党腐败无能,根本不可能给我们这种人一点儿机会,如今共产党执政,号召我们回来,我们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犯不上躲闪、遮盖。我和我爱人吴崇筠都如实填写,那时缺乏社会经验,更不知利害。“向党交心”却导致以后被划为“特务嫌疑”和多年被“限制利用”,直至“文革”中“蹲牛棚”和被抄家。
陈绍澧也是那次航程中一位普通还乡客,他的夫人俞惟乐是同时期不同船次回国的留美生,曾任中科院兰州化学所副所长。俞惟乐说陈绍澧在家中兄妹六个中排行老大,早年跟随父母在香港读书,老二妹妹,老三弟弟,都是陈绍澧鼓动他们到大陆读大学并留在大陆工作的。陈绍澧从美国回国时,都没能去香港探访过他家人。陈绍澧的小弟陈绍南至今对其大哥回大陆的动机仍然不理解,埋怨大哥不关心爸妈、祖母和弟妹,只顾自己的“爱国”。陈绍澧1950年获衣阿华州立大学化学系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中科院石油所和兰州化学物理所从事润滑脂的研究工作,“文革”中不堪忍受颠倒黑白的批判和侮辱,在一次批斗会后,躲在实验室上吊自杀,年仅43岁。陈绍澧的固体润滑研究成果在他离世16年后的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朱福康和陈绍澧还算是有些名气的科学家,大部分50年代回国的留美学者则终生默默无闻,根本没有任何荣誉光环,如果能历经政治运动而免遭劫难就实属万幸了。虽然他们很大部分的聪明、智慧和才能,都在一次次的阶级斗争漩涡中被湮没、荒废和摧毁了,但他们追求科学爱祖国,衣带渐宽终不悔,多数人都在平凡的工作中,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光和热。浩瀚太空中的繁星,看得见的只是少数,谁能说看不见的星体不发光?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批特殊群体,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会取得那样大的进步。他们的历史贡献和地位应该在20世纪中国科技史的画卷上被添上浓重的一笔。
当年“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上的那批海归还乡客,很多人已经离世了。如今一个甲子轮回又过了4年,遗憾的是他们个人保存的资料历经政治运动已经遗失殆尽,国家相关部门保存的档案资料仍未解密,很多人去向不明,资料十分难觅。目前作者仅仅收集到不到50人的简历,那两张在邮轮上的百人合影中,还有五分之三没有辨认出人名来。虽然“威尔逊总统”号邮轮早已退役、报废并拆解,但这艘邮轮上的人和事在中国近现代留美“海归史”和20世纪中国科技史上,应该留下永远的一页。
(作者王德禄为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程宏为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摘自《百年潮》201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