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一直有“先安宅，后植槐”的种树习俗，而中国的不少文豪都有一种“花木情结”。 

　　深秋时节，我与几位老友走进西城区的鲁迅故居。一座极普通的小四合院，是《华盖集》《彷徨》等名著的诞生地。当年，鲁迅在院内种植了槐树、松柏、白杨等。在一棵高大的树上还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鲁迅手植丁香树（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

　　最吸引我的是眼前的两棵枣树。记得鲁迅在《野草》的首篇《秋夜》中的第一句话是：“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初学者往往会觉得这开头有点噜苏；其实当时鲁迅正处在找不到出路的苦闷时期，为了表达自己的沉郁和孤独之情，借枣树这一意象来营造秋夜的孤寂气氛。

　　弯进后圆恩寺胡同，我就看到茅盾故居大门外耸立着两棵高大伟岸的白杨树。只要学过初中语文，相信谁也不会忘了茅公的代表作《白杨礼赞》。但听讲解员说，其实门前的白杨树在茅盾先生搬来之前已经有了；茅公与白杨树在此相遇只是一种生命的邂逅，或者说是一种人生的缘分。

　　热心的讲解员引领我们穿过葡萄架来到书房前，指着两丛太平花说：这是茅公请人从鲁迅博物馆移植过来的，当年茅公身为文化部长，事务繁重，但还是抽点时间养花莳草。也许他是为了纪念鲁迅先生吧！ 

　　郭沫若纪念馆在什刹海附近。一进门，只见那十来棵金黄燦然的银杏树巍峨高耸。一棵银杏树下竖着一块小石碑，碑上介绍说：1954年，夫人于立群患了重病，郭老带着孩子们从西郊移回一棵银杏树苗，种在旧居的花园里，还为它取名“妈妈树”。他希望妻子早日康复，回到孩子们身边来。后来郭老迁居什刹海，就把树移植于此，并补种了一批银杏树。 

　　面对此树，我油然想起郭老早在抗日救亡时期所写过一篇散文《银杏》。显然，这也是托物寄情，借此银杏来尽情讴歌伟大的民族精神。在我的狭窄的阅读视野中，极少见到写银杏树的名篇。 

　　老舍先生大概可以称得上半个园艺家，他忙中偷闲，在丰富胡同的四合院里种着几十种花卉树木。最夺人眼球的是两棵十多米高、挂着小灯笼般红果的柿子树。据说当年先生一买下这房子，就托人去西山移植了两棵拇指粗的柿子树。十多年后，树高过了房顶，叶茂如大盖。一到秋天，满树红红的柿子沉甸甸地挂着，煞是诱人。夫人胡絜青为这院落取名“丹柿小院”，称自己的画室为“双柿斋”。 

　　看到院子里的菊花，我想起老舍先生曾经在文中写到过，有好几次在夏日暴雨之夜他全家总动员，把几十盆菊花抢救进屋。有一次暴雨冲垮了院墙，砸死了一百多棵菊花，“全家人几天没有笑容！”　可叹一位如此热爱花木、热爱生活的人，会在一场血雨腥风中与被毁的菊花一样“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死于非命。呜呼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