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辱与投降往往共生于人的精神世界，故昔之将士宁死不屈者众，苟生乞降者少。但如果读了如《与陈伯之书》那样的劝降书，就未免情有可原了。举凡故乡情结，大抵是人性中最为柔弱的部分。丘迟似乎深知此中底蕴，故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之语。陈伯之本是南朝·梁的江州刺史，读到江南三月、草长莺飞这样的描述，怎能不勾起“故国”之思，为乡情而“怆悢”？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陈伯之之所以归降，丘迟“晓之以理”固然是要着，然“动之以情”更为重要。我想，此简若无“暮春三月”等十六字，恐怕陈伯之未必会降，其作用实强于兵马。质之兵家，未知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