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上海，曾经在东北、天津一带演出，人们说我是来自“南方的麒派”。后来定居杭州，人们又说我是来自“北方的麒派”。我虽喜爱、景仰麒派，却没有机会拜师周信芳。

　　记得小时候开蒙学戏，师父带我去戏院，碰到《捉放曹》那样的戏就会睡着。有一回看了一出麒派戏，我竟然睁大眼睛，兴趣十足地看完了。这还不算，出了戏院，我学着麒派的做派，抓袖、一脚踢起身上小长袍，“噌”迈上了人行道。师父看在眼里，问我：“喜欢麒派吗？”我答：“喜欢。”“想不想学？”“想学！”于是，师父教了我《别窑》和《追韩信》两出麒派戏，可以说，我开蒙就是麒派。

　　1984年，上海举行“周信芳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周少麟、李桐森等一批曾得到周信芳亲传，或长期追随他左右的名家好角汇聚在了一起。那时，社会上还有一些私淑麒派，但没有拜在周信芳名下的演员。戏剧理论家刘厚生老说，我们纪念周信芳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是要传播他的艺术观，要有更多的人来学习麒派，如果把没有叩过头的拒之门外，那谁来传播呢？继承麒派眼光要放远一点。于是，我这个外围麒派也躬逢盛会，归宗麒门。

　　人到中年，归宗麒门，我想这也是我喜爱麒派至深的缘故。喜欢了，就会好好学。学好了，就会去研究。研究了，就会知道哪些观众是喜欢的，哪些观众是不喜欢的，就会去调整，去创造。我在外演出起码十天半个月，有时三十天甚至四十天，你就要有本事抓住观众。戏不够时，我不得不赶鸭子上架，自己编写新戏。这种经历，逼着我去琢磨观众，琢磨戏情戏理。

　　首届麒派艺术研修班上，大家想挖掘一些舞台上不常见的剧目，我提议整理恢复《明末遗恨》，编排的任务落在了我的身上。我根据现代观众的欣赏习惯，保留了周信芳留传下来的唱段，提炼出核心事件，把原本三十四场浓缩成五场，戏节奏快了，主题也更鲜明了。回到上海后，我不但负责说戏，还总揽服装、舞美和灯光的统筹。大功即将告成之际，我也累坏了。一天排戏，不时有演员走到我身前，关切地问：“赵老师，您没不舒服吧。”搞得我莫名其妙。后来大家把我送到医院，医生让我试着喝水，水却顺着嘴巴流了下来，一照镜子，嘴眼歪斜我竟然浑然不觉。领导当即指示：不惜一切代价，还赵麟童本来面貌。最后，医院用最好的药使我很快恢复了过来。翻看周信芳的经历，他编、导、演亲自上阵，一生创作演出了六百多出剧目，他总是想方设法靠着丰富的剧情、鲜活的人物、精彩的技艺牢牢地吸引不同时代的观众。因此，《明末遗恨》的整理，我觉得我是遵守周信芳的创作原则的。所以，人虽累病了，但心里是愉快的。

　　我8岁开始学戏，9岁登台演出麒派的《追韩信》，如今已年过八十，我学习、演出了一辈子麒派，也研究了一辈子麒派。我深刻地体会到，麒派是一个不断变化着，顺应时代的流派。相信周信芳如果活到今天，他一定会对他的经典剧目继续调整和修改，以适应当下的京剧观众。

　　十日谈

　　“麒艺”流芳

　　传承麒派的精髓，请看明日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