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统治者取得了政权以后，开始是“一承秦旧”，完全照秦代的规矩办事，各级官吏的选拔，仍由皇帝随意任用。到了汉文帝以后，慢慢规定出所谓“贤良方正文学”与“孝廉”选拔的一套办法，限令公卿郡守和诸侯王向皇帝举荐学问道德方面的精英，孝顺、廉洁的表率，于是受到重视，有了提擢升迁发展腾达的前途。

　　这本应该是好事，有利于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但社会是复杂的，官场被贵族、官僚、大地主包围，所谓举荐，不只对于农民，就是对于中间阶层，实际上也成了一种欺骗，于是有了“孝廉不廉，富贵者贤”的童谣。发展到桓帝、灵帝时，童谣甚至唱出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内容，中了“孝廉”的道德模范，甚至压根就不跟父亲住在一起，其虚伪性可见一斑。

　　历朝历代统治者这类言行脱节的现象，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就指出过，他说：“在旧社会中，有许多人在受教育和学习的时候，认为他们所学的是并不需要照着去做的，甚至认为是不可能照着去做的”，他回忆到，有一位老秀才曾亲口对他说，孔子说的话只有两句他能做到，那就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其余的他都做不到，而且从来也没有准备去做。这位老秀才还算是坦诚的，至于有些人“满篇满口的仁义道德，然而实际上却是彻头彻尾的男盗女娼”，在统治阶层，也并不是罕见的。

　　少奇同志这里说的是旧社会，那么新社会呢？他在1939年就预示：“这种剥削阶级的影响，不但在革命胜利以前存在，就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在被剥削阶级把剥削阶级从统治地位上推翻以后的长时期内，也是仍然存在的。”这番话确实有预见性，从今日的反腐倡廉的方方面面情况来看，不只心口不一，言行脱离；更有甚者，白天冠冕堂皇地作反腐报告，晚上自己就带头作奸犯科，称他们“伪君子”都太轻了。

　　正面例子当然也有，雷锋就是一个，焦裕禄也是一个。若嫌他们离我们远了些，那么，近年来树的一些典型模范人物，如不久前数千民众赶去殡仪馆为之送行的高院邹碧华副院长，老百姓还是不会忘记的。问题是怎么宣传他们，怎么引导大家学习他们，至少先让大家弄明白学他们不吃亏。

　　这些日子以来，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学习传承传统文化的热潮，内中就包括传统道德的内容。王岐山同志甚至认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中华文明的基因”，这无疑十分重要，也十分有意义。问题是历史的教训告诫我们，必须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而不能形式主义地走过场，更不能让有些人捞到新“稻草”，披上新的“护身符”。中国的知识分子讲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独善其身”，也即“慎独”，该是一条底线，若大家都能由此做起，并相互监督，一同“修身”，那么，社会风气乃至“官场”风气的改变，也还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