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海派”，恐怕最早是从“海上画派”来的。这个“派”形成于清末民初上海开埠以后，一些文人墨客流寓上海，以鬻字卖画为生。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任伯年和吴昌硕。

　　但在旧中国，凡是和商字沾边的，都被正统人士瞧不上，所以，“海派”总带点贬义，动辄和立异标新、左道旁门、世俗化、商品化挂钩。尽管如此，“海派”还是很有市场，人们对它是又爱又恨。比如，京剧界有句老话叫“北京学戏，天津成名，上海挣钱”。不管你在北方多有名，不到上海这个大码头走场子，扩大影响，赢得观众，不算大红大紫。

　　其实，“海派”需要正名。上海这个地方开埠早，西方的东西进得早，租界、教堂、大厦、电话、汽车，虽然这些都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可毕竟是从外面带来的新的文明。这个“新”，不仅指建筑、器物等物质层面的东西，也包括文化、思想观念等精神层面的东西。上海得风气之先，所以很快发展成一个世界性的繁华大都市。上海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见多识广，耳濡目染，“头子活络”，当然吸收新东西的能力也比别人强，这也许就是“海派”文化形成的原因。

　　我是江苏人，青少年时代在上海生活过15年，对上海还是很有感情的。在上海念完中学，又念大学，不是圣约翰、沪江那些教会学校，我念不起，念的是华东大学。抗战时，杭州的之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都搬到内地去了，有一些师生到了上海，于是两所大学在上海合并成华东大学。那时，我已在之江大学念书，也就跟着从杭州到了上海。合并后的华东大学没有校舍，借人家中学的教室，下午4点才上课，相当于夜大学。这对我们有好处，白天可以找个工作挣钱。我也找了个教书的差事。从此，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中学生，到懂得一些人生道理，学到一些新的思想，新的知识，后来又参加学生运动，入了党。之后到《世界晨报》、《联合晚报》工作，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的人生起步，可以说是从上海开始的。

　　现在的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仍是一只排头雁，起着领风气之先的作用，比如，近年又拥有中国大陆首个“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而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越来越明显，地域文化色彩愈发淡化。

　　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上海人继承并发扬“海派”文化的特色，吸纳百川，融汇万物，吸收消化，为我所用，正逢其时。

　　此时此刻，一个以弘扬海派文化为宗旨的杂志创刊，真是件好事。我祝它越办越好。

　　（本文系作者为2015年新创刊的《红蔓》杂志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