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四弟告诉我：从百度搜索见到，地处山西介休市的三农书舍，开价200元拍卖一张我签了名的稿费收据。我上网一看，原来那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6月发给我的初审蔡庆生著诗集《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的审读费人民币六十元整。

　　正是这本诗集把天南海北、素昧平生的长正、蔡庆生和我紧紧联结在一起。

　　事情要回到一个甲子前的1953年说起。那年深秋时节，河北唐山工人作家长正作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代表，随慰问团赴朝鲜前线东海岸的鱼隐山下。慰问团华北分团团长交给长正一本抄在日记本上的《战地诗抄》，说总团康克清大姐嘱托“一定要想法找到作者，给他一个回复”。

　　这个手抄本诗集的作者，就是当年年仅19岁的浙江籍战士蔡庆生。长正去他所在部队寻访他时，正好他随文工团小分队下连队去了，失之交臂，他俩未能见上面。长正回国后，从《战地诗抄》中挑选出《送行》《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二首，推荐给《人民日报》发表出来了；后一首还获得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文艺创作一等奖。从此，他俩鱼雁往还，谈文学，谈人生，相互关心、交流，有了深厚的友谊。改革开放以后，他俩曾有两次见面一叙的机会，但都擦肩而过。直到1986年，唐山地震十周年之际，蔡庆生偕老伴去长正寓所看望，他俩那双本该在33年前就握在一起的手，终于紧紧地相握了。

　　而我与长正的文字之交，也得回到上世纪60年代初。那时我在河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读了长正的中篇儿童小说《夜奔盘山》后，写了一篇《谈<夜奔盘山>的少年形象》，肯定了他塑造人物性格上的成就和特色。这本小说获得了全国第二届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三等奖。十年浩劫之后，长正知道我从河北回到中国作协工作，来信索要我30多年前评论他小说的那篇文章。我当即寄去收有这篇文章的拙著《束沛德文学评论集》。从此，我与他也鱼雁往还，互赠新出作品，联系频繁起来。

　　当我前些年收到长正寄来的诗文集《陌上黄花》，见到其中有一篇文章生动、具体地记述了他与蔡庆生相交相知的深情。我一见到“蔡庆生”这个名字，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情不自禁地立即给长正回了一信。我在信中这样写道：“让我特别感到亲切的是《霜重色愈浓》一文写到的蔡庆生。我虽没和他通过信，见过面，但我早就从文字上结识了这位年轻的战士、诗人，多年来牢牢地记住了他的名字。这是因为他的第一本诗集《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我曾参与编选。我当时在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工作，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张羽，让我在业余时间读一些书稿。蔡庆生这本诗集就是由我编选、初审的。我一直还保存着这本书。你看，真是无巧不成书，文字、写作把蔡庆生和你、我联系在一起了。蔡庆生至今未必知道我和他之间早就有这样的交往。你如和他通信，请代致真挚的问候。”

　　当蔡庆生从长正处得知我的工作单位、通讯地址、电话号码后，马上从东海之滨打来长途电话。尽管相距千里，但两颗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打这之后，隔上一段时间，我们就互通信息，互赠新著，彼此对读书、写作、生活的近况都大致了解。蔡庆生寄来《诗卷》，约我为之作序，我未敢从命。这是由于我这些年对诗歌创作现状不甚了了，确实难以下笔。但我还是直率地对他的《诗卷》谈了一点读后的印象和感受。这很快得到蔡庆生的谅解，他不愿让我做勉为其难的事。

　　长正、蔡庆生和我，我们仨，一个是工人出身的作家，一个是战士出身的诗人，而我则是学生出身的文学工作者。我们仨都是中国作协会员，文学队伍里的一员。正是对文学、对写作执着的、始终不渝的爱和追求把我们凝聚在一起；是以文会友的相互理解、尊重的真挚情谊把我们凝聚在一起；是一个甲子历尽艰辛的风雨人生把我们凝聚在一起。多么期待着有朝一日年届耄耋的我们仨能欢聚在一起！届时可以自由、从容地聊天抒怀，诉赋闲情，说翰墨缘，话中国梦，议天下事，把满腔的所喜所忧、所思所想淋漓尽致地倾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