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媒体报道，贪官忏悔爱拿农民说事，至少有53名贪官在悔过书的开头，提及“我是农民的儿子”。报道一出，引得不少人嘲笑，认为这是抹黑农民，是表演，是“坑爹”。

　　其实，用“一个苦难的童年，一个奋斗的青年，一个上升的中年，最后是一个悲惨的晚年”，来形容这类贪官并不夸张，他们确是农民的儿子，他们童年确实苦难，既然如此为何不能提及出身于农村？

　　说他们坑爹，亦不为过。他们不仅坑爹，而且坑儿子。举凡不少贪官，正是过于娇宠儿子，才在贪腐泥淖里越陷越深。比如刘铁男。中纪委网站透露了刘铁男的“育儿经”，其子刘德成记得：“小的时候每次我爸骑车带我去奶奶家的时候，都不走大路，都串胡同，跟我说这样近，做人要学会走捷径。每次在路上我爸都会教导我，一定要有出息，要做人上人，这样才能过得好，才能受人尊重。”

　　事实上，刘德成确实善走捷径。其父刘铁男利用职务便利为企业老总打个招呼，他轻松入账750万元；为宁波某项目提供帮助，他获得天籁轿车一辆；为广汽集团打招呼办事，他一下子拿到1000万元的回报；为浙江某企业的项目通过审批提供帮助，他获得北京市御汤山别墅一处和保时捷轿车一辆，计1549万多元……年纪轻轻，开豪车、住豪宅，身价以千万计，如果不是有个手握大权的父亲，何至于此？同样，如果不是因为父亲，何至于身陷囹圄？

　　研究贪官的父与子，实在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曾国藩家训说，“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身居一定位阶的官员，应用好手中权力，更加严厉教育子女，而不是权力变现，害了儿子。若是农民的儿子，一定吃过苦，更应懂得珍惜；其当农民的父母一定教育儿子不能乱来。比如，云南省彝良县一官员落马后自述，每次回老家，父母都不厌其烦地告诫：“在工作上，要特别注意资金的管和使用，不是自己的不能乱占；在生活上，要注意‘个人问题’（爱情观），生活要检点，饱暖思淫欲，早晚会出大问题。”不听父辈言，真是吃亏在眼前。

　　更耐人寻味的是，2006年，安徽六安一名副处级官员被调查，其母得知儿子犯错误后，给时任六安市委书记的倪发科写了一封信，倪发科感受颇深，曾在纪委会议上与众多官员共勉。但是，倪发科本人，后来也贪腐了。

　　光靠父母的感化教育，官员无法严格自律。反贪归根到底要靠制度，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贪官落马固然大快人心，但是让贪官不敢、不能、不易腐，才是关键。当制度有效，官员一定记住了父母的教诲，也一定不敢教坏儿子，所谓的“坑爹”与“坑子”也就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