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个人

　　1936年暑假前，山东大学受“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也开始了学生运动。老舍借此机会，正式辞去了教职。这次，他“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风向，也没同任何人商议，便决定在青岛住下去，专门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 

　　从1936年7月算起，老舍的自由作家只维持了短短13个月。就在这段时间，他写出了《骆驼祥子》和《我这一辈子》两大代表作。到了1937年7月，抗战爆发，日军炮舰集结胶州湾，老舍不得不放弃自己刚刚营造起来的专心写作的事业，折回济南，又在齐鲁大学做了3个月的文学教授。到了11月，济南也待不下去了。因害怕被捉去做汉奸，他便拎了一只皮箱，告别了妻子儿女，开始了流亡生活。 

　　当民族生存的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时，个人的悲喜就变得无足轻重，所谓闲适、幽默、自我，甚至忧郁、痛苦、焦虑，转瞬间一并解体。就像鲁迅在1936年所写的：“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 

　　一切服从于战争需要，这在民众的眼里即属天经地义，在具备救国济世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更是理所当然。老舍当然也不例外。在抗战初期的武汉，他对臧克家说：“国难当头，抗战第一，我们不能老把个人和家庭挂在心上啊！……种种个人主义的想法，太可耻了。”1937年7月前，老舍是一个孤独的启蒙者，此后，他成为了千千万万救亡者中的一员。他从一个自由撰稿人，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实际负责人，向来只在文坛“边缘”弄笔的老舍，从此汇入喧闹人流，变成文坛上呼朋唤友的大忙人。 

　　被改变的，还有写作。战争爆发后，他就停止了《病夫》和《小人物自述》两部长篇的写作和连载，全身心投入抗战文艺创作。老舍在《我怎样写通俗文艺》中说：“在抗日战争以前，无论怎样，我绝对想不到我会去写鼓词与小调什么的。”他从来是单纯的小说家，连诗都极少写。而今，“人家要什么，我就写什么。我只求尽力，而不考虑自己应当写什么，假若写大鼓书词有用，好，就写大鼓书词。艺术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

　　1938年，夏衍执笔发出了题为《抗战以来的文艺展望》的“檄文”：“文艺再不是少数人和文化人自赏的东西，而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工具。不同意这个定义的‘艺术至上者’在大众眼中也判定为汉奸的一种了。”老舍、郭沫若等19名作家在这篇文章上签了名。 

　　老舍的爱国精神经过抗战洗礼，升华为国家至上的思想，他的话剧《桃李春风》中，辛永年对儿子说：“在作战期间，一个军人应当什么也不爱，而只爱他的国家。”《四世同堂》在写到祁瑞全时说：“他是为国家做事的，他现在不应当再有父母兄弟与朋友，而只有国家。” 

　　这些话也是老舍对自己说的。在抗战时期，他几乎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创作与艺术追求。他表示：“假若我本来有成为莎士比亚的本事，而因为乱写粗制，耽误了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一点也不后悔。” 

　　人民艺术家

　　抗战胜利后，老舍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讲学一年。为了完成自己的创作计划，他又在美国多停留了两年半。老舍并不喜欢美国，可是，“等战争结束了，要好好地、认真地写几部作品”。 

　　在美期间，除头一年以游历为主，以后，都在勤奋写作中度过。在美国，他完成了《四世同堂》最后一部的写作，以及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同时还将这部小说翻译成了英文。

　　等老舍放下写作任务回国后，已经是1949年底了。他直接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很快，他便写出了话剧《龙须沟》，并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老舍发自内心地热爱新政府、新社会。他看到身边的底层人民翻身过上了好生活，“祥子”们不再沦为“走兽”，“小福子”们也不再为生存而出卖肉体。生活虽然依旧困苦，但毕竟充满了希望。他的归属感代表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共同的心态。

　　在“狂喜”之中，老舍开始全身心地以他的才华服务于新中国。回国投入新时代后，他总共写了40个剧本，两部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散文和诗歌。此时，对老舍而言，写作已经不再源于自身的兴趣和快乐，而是被不断燃烧的政治热情所推动。他一次次地说：“政治热情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力量”；“政治热情使我们欲罢不能地前进”；“政治热情是文艺创作最大的鼓舞力量，我们必须时刻关心国事，用我们的笔配合祖国建设日新月异的进步与发展”。

　　从“三反”“五反”，到制定宪法、推进普选、妇女解放、婚姻法，到反对美帝国主义，他都不遗余力全身心地投入，将自己奉献给这个时代。但老舍始终不满意于他那些作品，他在回顾性文章中，一遍遍认为写得不好的原因，是自己生活不够，不了解“新生活”，自然写不了“新人物”。 

　　新中国的17年，作为一个以反映人们生活为己任的人民艺术家，老舍一直在真诚、执著地思考自己与人民的关系，自己的作品与人民生活的关系，为此苦恼，为此焦虑，为此孜孜以求。遗憾的是1966年爆发的“文革”，最终导致了他的含屈离去。

　　老舍一生的道路，也许是上一个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寻找自己道路的一个缩影，他不同时代所留下的那些供我们缅怀的文字，提供了我们一个思考的契机。

　　摘自2014年45期《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