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乐观对待疾病

　　面对如此众多疾病的频繁袭击与困扰，宋庆龄虽说也有抱怨与怨怼，但总的来说，她对于疾病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

　　她非常清楚自己所有的疾病的来源：“我是在病床上写这封信的，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这个原因，我不能接见你。最近几年来，疾病一直困扰着我，这是我在我们尖锐的革命斗争中所经受的长期紧张生活的痕迹。”

　　“但是假如一切事情都要重复一次的话，我还是愿意同样地生活。因为落后的事物与意识并不会自行消失的，而必须要通过这样的尖锐斗争才能清除。”（宋庆龄1960年11月3日致埃德加·斯诺信摘）

　　强烈的责任心与事业心，使宋庆龄纵然被疾病所困扰仍始终以一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态度，与时间赛跑、与生命赛跑，哪怕承受着疾病的折磨，也要争分夺秒，忘我工作：“一直想见你，但我的血压太高。我答应几周不会客，尤其是参观少年宫后，荨麻疹又犯了。我正在家中接受烤电。等血压降低了就给你打电话。他们还要我锁上打字机。但未了的心愿使我不得安宁，我觉得有必要不听医生的话……”（宋庆龄1953年4月27日致王安娜信摘）

　　“我对于老之将至毫不担心，我努力使我的头脑保持年轻和健全，因为有许多年纪较长的人并不由于‘年老’而减少对人民作出值得称道的贡献……只要我能离开医生的治疗，我就要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去。”（宋庆龄1973年3月23日致奥尔加·李信摘）

　　有关宋庆龄总是抱病坚持工作的情况，许多了解她的朋友都知道。邓颖超早在1953年5月5日就在致宋庆龄的信中明白无误地提到了：“您从来对工作的高度热情和责任心，使我很不放心。希望您病中一定要注意静养和充分的休息，衷心祝福您能够早日恢复健康。”

　　哪怕步入耄耋之年后的87岁高龄了，她对疾病也仍保持着这样积极乐观的态度，努力工作：“我因支气管炎和荨麻疹已经在床上躺了几个星期了，甚至没有力气写回信。现在烧退了，所以我才能写信向你祝贺新年，衷心希望你在新的一年中身体十分健康，生活愉快。”（宋庆龄1980年12月8日致廖梦醒信摘）

　　1980年11月16日，宋庆龄因洗澡着凉，发烧至38℃，有腹泻。为此，当月21日，有六位医生前往北京寓所对宋庆龄的病情进行了会诊，并派有医生、护士全天在寓所治疗看护。但是，11月25日，宋庆龄感到病情稍有好转，便瞒着医生和护士，在病床上怀着极其悲愤和激动的心情，致函爱泼斯坦，声讨“四人帮”在“文革”中对原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进行的迫害：“我又得了气管炎，羁留病床，与氧气袋为伴。不过，现在医生吃饭去了，所以我偷偷起床来告诉你，我要尽力为金仲华写几句话。他是我深深敬重的人。他乐于帮助我和任何同志工作，从不令人失望。”

　　当年11月26日，宋庆龄在致汉斯·米勒的信中这样陈述：“十分感谢你给我捎来莱斯特·布雷斯洛医生从我在洛杉矶的朋友那里带来的包裹。我本该就感谢你的，但因患气管炎与氧气袋做伴而耽搁了几天……医生每天来看我，我希望我的病很快好起来，因为路易的生日快到了。”

　　“皮肤瘙痒难受，中药西药一概无效。为此我夜里睡不着觉，白天浑身难受，什么事也干不了……你一定要通过电视关注着这里正在进行的大审判，这些激进派很快就要审判了。”（宋庆龄1980年12月4日致王安娜信摘）

　　宋庆龄对疾病所持有的乐观态度，在给众多友人的信中也有所反映。例如1976年6月11日，宋庆龄在致爱泼斯坦的信中，就不无幽默地提到了当月1日在北京寓所中摔跤的事：“我复信迟了，但你如果知道地心吸力再一次显示出它扰乱我正常平衡状态的威势，使我成了它的牺牲品，你定会原谅我的。这一次是我在浴室阶梯上滑倒的，胸部在搪瓷浴缸上重重地撞了一下，引起剧痛……我还能活着，天天接受治疗和服中药，真可算是个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