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着落马的贪腐官员越来越多，涉案金额也不时出现骇人数字，比如一个供水公司的科级经理，即被查出有上亿元的赃款，相应地，社会公众对于巨量赃款的去向也生出许多疑问，这些钱都去哪儿了？

　　据中纪委网站消息，遵照相关规定，纪检监察机关对涉案款物的处理原则是：属于涉嫌犯罪所得的，案件移交司法机关的同时，相关款物一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系违纪所得的，由纪检监察机关依纪收缴，上缴国库；对于经调查不属于涉案款物的，及时予以退还。

　　此前，《法制日报》亦披露，根据《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罚金、没收的财物以及追缴的赃款赃物等，统一上缴省级国库。

　　这些规定和处理原则，交代了贪腐官员的赃款去向，正面回应了社会关切，特别是中纪委直面疑问的姿态，消除了公众有过的负面猜测。赃款回归公共财政，应该是公众共同的心愿。不过，我国目前在赃款处理上，仍有若干有待完善的方面，若能从制度层面多一些更为明晰的约束，相信能够获得更多的民意认同。

　　其一，进一步明确有关机构的权责，理顺流程，避免处置权交叉乃至混同。根据现行相关规定，办案机关、审判机关都有权在法院判决之后，将赃款上缴国库。但在操作中，因为原则上都可以“上缴国库”，往往会出现职权不清的情形。比如，该移交的款物不移交、迟滞移交；还有一些办案机关出于维护地方利益的考量，擅自延展权力，混淆“国库”层级，该上缴省级不上缴，而是留在地方政府。

　　鉴于这种多头上缴的现状，有必要根据案件进展的进度，细化相关责任，明确部门权属，并强调制度的刚性，做到一环紧扣一环，紧密衔接。这样，才有可能在保证“颗粒归仓”的前提下，实现各个环节的可查询、可监督、可问责。

　　其二，还应该扎实推进相关信息的公开透明。即如中纪委设定的处理原则，哪些赃款属于移交司法的，哪些赃款属于违纪的，追回了多少赃款，还有多少没能追回，原因何在，上缴的具体去向，等等，均应该具体到每一起案件、每一笔赃款，明确向社会公开。2013年，薄熙来案宣判时就曾披露，被告人薄熙来贪污所得赃款500万元人民币依法返还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事实上，赃款处置公开透明，不仅可以回应公众质疑，同时也是依法约束公权力的有效途径。

　　据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2013年披露，5年内最高检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共计553亿元。随着十八大以来国内反腐力度的加大，赃款的数目累积难免惊人。如此庞大的“黑金”，若要荡涤干净，重新服务于公共利益，让公众放心，显然有赖于更加严密的制度、程序设计以及更彻底的信息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