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这是象征意义的第一笔成交 

　　1992年，尉文渊挣脱原有体制的桎梏，自主做出了放开股价的决定，经过几个步骤，到1992年5月21日，上海证券市场实现全部放开。在上市公司迅速增加和投资者人数大幅度增长的同时，通过建立上海文化广场证券交易大集市这样的非常规措施，使得异地证券机构冲破地域限制在上海建立分支机构，让上海证交所从创建初期的一个地方性市场迅速转变成一个全国性的证券市场。

　　那么，是什么使得从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尉文渊在1992年突然激发起了对原有管理体制四处出击的青春荷尔蒙呢？

　　当时有两个背景不容忽视，第一就是1992年春节前后邓小平的南巡，重又激起了对原有经济体制进行深入改革的冲动，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有关证券市场的几段话，消除了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争议。第二个背景其实是前一个的延伸，1992年3月18、19日，为落实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改革精神，朱镕基在厦门开了一次座谈会，请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去汇报两地股市试点的情况。当时尉文渊正在出访，所以上海证交所是理事长李祥瑞去的。在这个会议上，朱镕基批评了上海证交所发展步子有点慢、没有及时放开股价。当尉文渊从美国回来后，听说朱镕基在会议上批评上海证交所，他正憋着一股劲呢。于是说： “好呀，咱们就干吧！”

　　所以，1992年的尉文渊是意气风发、信心昂扬的： “中国证券市场创建初期，每一项发展、每一个重大的进步，都是我一手主导的。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我是能这样工作的！没有意识到，我是有这种能力的！现在反过头来想一想，竟然干了这么多事！竟然干成了这么多事！个人对市场发展过程竟然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1992年12月28日，国债期货试点在上海证交所率先开市。

　　上午10时35分，上海证交所交易大厅内红绿黄数字相间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行情动态显示屏”上闪出了“F91303……111.1元……”的字样，第一笔5口合约的成交在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与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证券部之间诞生，成交的是代码为301的1991年3年期3月份交收合约。

　　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第一笔成交，当时市场上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成交的双方两年多以后居然会在1995年初以那样石破天惊的方式重又碰撞在一起……这真的应验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难道从国债期货试点的第一单交易开始，冥冥中命运就注定这两家最终要作为对手搏命较量一番？

　　酝酿和创设国债期货市场的过程，要回溯到1992年的年初。

　　1992年3月，尉文渊到美国考察，曾专门到芝加哥交易所参观，一位华人陪着他。其实，当时这样走马观花也看不太懂什么。但在看的过程中，尉文渊对美国有了一个整体的感受：市场开放、自由竞争，其中包括充分发展的多样性金融工具和衍生产品。在详细考察了商品和金融期货市场的运作、国际金融市场创新的历史和现状，对国际金融市场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后，尉文渊突然感觉自己的境界提高了，想得更长远了，敢于憧憬未来的发展前景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敢立志了。于是他就萌发了将来在上海证交所搞金融工具创新的冲动，希望通过这样的创新，把上海证券交易所打造成未来亚洲、全球都有影响的市场。

　　出国回来后，当尉文渊得知，朱镕基在厦门会议上批评上海证交所发展步子有点慢，就决定在全力推动开放股价的同时，同步开始研究酝酿金融工具的创新。

　　那时候，上海证交所比较现实，觉得股票交易那么复杂、那么敏感，在当时的体制框架内和认识水平上，要搞股票指数期货是不可能的。于是就想，国债的发行正在受到国家的鼓励，搞国债衍生品行不行？国家发债难，天天号召买爱国债，每年发行国债都要干部带头、领导带头。上海证交所觉得通过金融工具创新来带动国债市场的发展，是比较容易获得高层支持的。而国债是固定利率，风险会小一点，搞期货比较容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