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327事件”的教训 

　　就眼前而言，对于尉文渊和上海证交所来说，则是如何避免引发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保证这个市场的存在。

　　这件事的现状和后果其实在当晚，不仅惊动了上海市政府的相关部门，还直接惊动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甚至惊动了中央。上海证交所副总经理刘波，当天下午从北京回上海。当晚就赶到市政府，向领导讲解国债期货交易、加息的市场意义、国债期货市场的由来和存在的问题、当天所发生的情况和万国证券的行为将给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接下来又马上赶到北京，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汇报，并寄希望中央能顾及市场的影响，改变或部分改变贴息的决策。所以，在当晚接下来的时间，上海市政府和上海证交所连夜召集万国证券公司领导和当事人会议，准备应付第二天可能出现的挤兑情况。

　　据滕伟多年后接受笔者访谈时回忆，2月23日晚上，他再一次陪同管金生随上海市证管办领导去市政府。当时滕伟仗着自己年轻，斗胆代管金生向市领导表示：“这个事确实万国证券有过错，但如果市政府不出面协调解决的话，万国证券倒闭，可能会引发证券市场连锁的挤兑风险。”

　　由市政府出面协调，上海证交所和一些金融机构，以国债回购和银行融资的形式，融给万国证券15亿元资金，加强其柜台的现金支付和周转能力，稳定万国证券客户的心态；万国证券也连夜准备了10亿元左右资金和8亿元国库券。

　　这一天，尉文渊一分钟都没有停歇；而这一夜，上海证交所和上海市政府只做了两件事：救市场、救万国。

　　那一天的晚上，在尉文渊脑海里，在上海证交所几小时的讨论中，在市政府连夜连续听取各方面情况汇报、研究对策的过程中，充斥着这样冷静清醒的分析和考虑，应该说这既包含了对市场负责的担当，也包含了出手挽救万国证券的理智。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上海市政府的协调，加上上海证交所的周密安排，接下来几天针对万国证券公司可能发生的挤兑现象并没有出现，避免了可能对整个证券市场运转系统、甚至于对社会稳定产生致命冲击的状况发生。

　　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据国债期货交易规则的规定，决定从27日开始暂停国债期货的自由竞价交易，开办协议平仓交易（多、空双方自行协商价格），并召开会议动员平仓和开办协议平仓专场。

　　协议平仓的地点是在上海证交所边上闵行路67号原上海茶叶公司的仓库楼上，这个仓库每一层楼都已被交易所租下来，改造成不断扩张的交易厅，而其中的5楼是交易所的食堂。现在这个食堂在就餐时间之外临时改变用途，作为327协议平仓的场所。

　　在上午9：30至11点，设为协议平仓专场，各会员公司可到场内自由协商、解决，以达到顺利协议平仓的目的。所谓协议平仓，也就是多空双方各自让一步，按照各种价格因素协商一个双方能接受的价格而配对平仓。而所谓强制平仓，是交易所针对两天协议平仓后仍旧超仓的部分，按照1994年11月10日颁布的《关于加强国债期货风险管理的通知》第4条，将用前5个营业日的市场加权平均价予以强制执行平仓。

　　5月17日下午，证监会召开紧急会议：经请示，国务院同意下发《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从5月18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

　　2008年12月，当年担任证监会主席的刘鸿儒在他出版的《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著作中说道：327国债期货事件的发生，表面上看是由少数大户违规造成，实际上是当时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各方面深层次矛盾的反映，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教训：1.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整个社会对国债期货的套期保值需求不足，投机气氛过于浓烈；2.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缺位，是导致327风险事件的重要原因；3.信息披露不规范，使得国债期货成为“消息市”的牺牲品；4.合约设计不符合国际惯例，忽视了对风险的控制。

　　明起连载《犹太难民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