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尔，这些返乡“候鸟”们定期聚会，还成立组织，呼吁韩国政府对跨国领养说“不”。

   60年里20万人被收养

　　劳拉·克隆德的左前臂内侧文有一组数字“Ｋ８５－１６０”，那是源于她婴儿时期的“代码”。９个月大时，她被韩国生母遗弃在首尔一个警察局。警察把她送到当地一家名为“霍尔特儿童收养所”的机构，那里的工作人员给了她Ｋ８５－１６０这个编号。

　　那是１９８５年的第二个星期，而克隆德已经是当月被送进这家儿童收养所的第１６０个孩子。那一年，她成为８８００个被跨国收养的韩国儿童之一，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生活。

　　过去６０年间，韩国经历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外收养潮”，至少２０万韩国儿童被来自超过１５个国家的外国家庭收养，其中尤以美国人居多。克隆德初到美国那几年，被跨国收养的韩国儿童数量之多，达到平均每天２４人。

　　克隆德和领养她的白人家庭居住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的白人居住区。上学后，她经常遭到白人学生嘲笑，“你的皮肤为什么那么脏啊？”“你看起来像个黑芭比娃娃。”“你是不是摔在泥里了？”

　　克隆德说，养父母很爱她，但他们无法理解种族偏见给她的生活带来多大困扰。“养父母说他们不在乎肤色，但他们根本不可能感同身受。”

　　父母的不理解令处在青春期的克隆德暴躁不安，时常和他们发生争执。养父曾在气头上说：“我可不要这样的领养。把她送回去！”

　　那个年代，专家已经开始建议领养家庭向孩子公开谈论收养话题，承认种族差异，鼓励孩子多接触和认同自己的出生地文化。一些家长为领养的子女报名参加“故乡之旅”，或是带他们参加韩国文化夏令营。孩子们聚在一起，学习韩文、跟着韩国流行音乐跳舞，练习跆拳道。

　　克隆德的养父母也带她参加过这样的聚会，但她对此感到矛盾。她喜欢美味的韩餐，欣赏穿着韩服起舞的韩国女子，但她不觉得自己是韩国人，“我那时候一点儿也不想和‘领养儿’这个群体沾上关系。”

　　美国“唐纳森收养问题研究所”２００９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１７９名已成年的、由白人父母领养的韩裔受访者中，超过７５％的人自认为是白人，或小时候希望自己是白人。许多受访者说他们遭遇过种族歧视，包括来自学校老师。

　　找亲生父母意愿强烈

　　对那些被送到国外的孩子而言，个中酸甜苦辣只有自己清楚。３１岁的艾米·金瑟在纽约州奥尔巴尼长大，和养父母感情很深。成年后，她想要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并最终如愿以偿。２００４年，在养父陪同下，她飞到韩国，与生母相认。两年后，她再次回国探访生母，并一起生活了一个月。２００９年，金瑟彻底搬回韩国生活和工作，再也没离开。

　　“不管我在美国生活得多幸福，都永远无法弥补我亲生母亲的痛苦。”金瑟说。她的亲生父亲当年以无力抚养三个女儿为由，强迫妻子把小女儿金瑟送人收养，否则就抛弃她们母女。“她别无选择。”金瑟说。

　　克隆德也是返回韩国定居的“候鸟”之一。大学期间，她感觉和养父母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８年前，她不再和家人说话，双方关系跌至冰点。２０１０年夏天，２６岁的她参加了一次故乡之旅活动，与来自全球的５００多名韩裔领养儿一道，前往首尔。

　　他们同吃同住，分享彼此的故事。克隆德不习惯和一群人赤身裸体蒸韩式桑拿，也不喜欢去ＫＴＶ唱歌。她更愿意参与有关寻找亲生父母、韩国单亲妈妈不受社会接纳等话题的讨论。在那里，她结识了同为海外领养儿但已回到韩国生活１５年的金·斯托克，后者的一番演讲促使她下定决心回韩国生活。

　　呼吁减少领养儿数量

　　２０１１年，克隆德辞掉在美国的工作，告别深爱的男友，买了一张单程机票，飞回首尔。那时，首尔已经接纳了数以百计的返乡“候鸟”。当地一个名为“全球海外领养儿协会”的机构为这些回归者提供语言学习、翻译、组织社交活动等服务，帮助他们落脚。最重要的是，这个机构成功说服政府向返乡的领养儿们签发特殊签证，允许他们无限期在韩国生活和工作。

　　在首尔弘大区的一家餐馆，克隆德与《纽约时报》记者玛吉·琼斯见面接受采访，在场的还有她的三个朋友，都是当年被美国人收养如今又回韩国生活的年轻人。

　　根据粗略统计，仅弘大区如今就居住着大约３００到５００名回国定居的领养儿，其中多数人来自美国，还有一些来自法国、丹麦等国家。他们大多韩语不流利，对这个国家也没有太多记忆。但他们还是回来了，冀望寻根问祖，找到亲生父母，探寻自己与韩国、与韩国文化之间的关联。

　　在弘大区的那家餐馆，克隆德和朋友们点了石锅拌饭、海鲜豆腐汤和葱花饼，配上烧酒和啤酒，都是典型的韩式餐饮。这群人全是“韩国领养儿团结会”的成员，他们呼吁韩国政府和民众停止跨国收养，认为当局应进一步增强立法，资助单亲母亲和贫困家庭，减少海外收养弃婴的数量。

　　这个组织定期举办关于收养问题的研讨会，提出“坚决反对跨国收养”的口号。他们出售自己设计的Ｔ恤衫，上面画有一个哭泣的婴儿，臀部盖着“韩国制造”的图章。

　　团结会成员、４１岁的金·斯托克说：“我理解一些父母想要孩子的迫切心理，但我认为用钱从其他国家、其他种族收养一个孩子是不正常的方式；让孩子在一个远离血缘的陌生环境里长大，也是不正常的。”

　　克隆德说，她之所以把自己幼时的收养编号文在身上，就是为了以此表达对跨国收养的不满。“我自己曾是一笔交易。和那些犯罪入狱的人一样，我过去只是一个编号。”

　　她积极参与反对跨国收养的活动，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自己（这类人）绝迹”。

　　推动政府修改收养法

　　初回韩国那段时间，克隆德和其他不少返乡“候鸟”一起，住在首尔一家只向海外领养儿开放的廉价旅店。店主人金道贤鼓励客人们学习韩语、了解首尔，更希望他们能多思考与跨国收养有关的政治问题。

　　金道贤曾在瑞士当牧师，见过一名跨国领养儿因身份认同困惑而自杀。回到韩国后，他与另一名反对跨国收养的活动人士郑敬娥一起，努力推动当局修改收养法。

　　三年里，他们与律师、官员、公益活动者碰面协商，游说政府反复修改收养法修正案中的文字。２０１２年８月，在他们的推动下，收养法修正案得以正式颁布，对跨国收养提出前所未有的限制条件。比如，妇女在同意他人收养自己孩子之前，必须先接受咨询并等待七天；所有收养行为必须经由法院登记，以便被收养人今后寻亲。

　　修正案实施后，初期结果令支持者感到鼓舞。２０１３年，韩国被跨国领养儿童的数量下降到２６３人，而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１２年间，这个数字一直在每年１０００人左右。

　　４２岁的郑敬娥说：“这部修正案吸纳了那些真正受影响者——领养儿和未婚妈妈的意见。此外，它还证明了韩国领养儿问题可以受到重视并带来改变。”郑敬娥本人也是一位曾被美国家庭收养的“候鸟”。

　　反跨国收养活动人士的努力还跨越了国界。２０１０年海地大地震后，郑敬娥等人发表声明，提醒海地当局加强对海外收养地震孤儿的监管，防止文件造假、父母健在的孩子被假冒成孤儿等情况发生。这些情况曾在朝鲜战争后的韩国“收养潮”中出现过。

　　近期，郑敬娥又协同来自越南、印度、埃塞俄比亚和柬埔寨的跨国领养儿，公开谴责美国国会去年通过的一项旨在简化跨国收养程序的议案。他们指出，这项议案忽视了被领养者的意见和需求，会弱化针对收养行为的审查保护，分散国际项目对儿童的援助资金。 张代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