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5日中午11时20分许，一名男子坐在轮椅上，悄然开进武宁南路市劳动仲裁院。很快警方接报：第三仲裁厅里，一男子手持打火机和可疑包裹，威胁要求解决问题，不然自焚于此。

　　包里是什么？没人知道。生死，悬于一线。

　　此时，一名便装男子单独走进了第三仲裁厅，走近了歇斯底里的当事人。

　　50分钟后，抱着一死之心的人，流着泪坐在轮椅上被推了出来。

　　50分钟里发生了什么？没人亲眼看到。但大家都知道，是那名身着便服、手无寸铁的男子，凭一张嘴，将危机化解于无形。

　　便装男子叫蒋明，隶属于上海警务危机谈判组，人们习惯这样称呼他们——“谈判专家”。

　　随着上海朝着国际大都市迈进，“谈判专家”这一过去影视剧中才有的形象，渐渐走入我们的视野。

　　有人要跳楼!有人劫持人质!有人要搞爆炸!当全副武装的消防队员、特警、交警、刑警赶到现场，拉警戒带，封锁交通，疏散人群,安放气垫……最接近当事人的，却是“谈判专家”。

　　身着便衣，赤手空拳，面带微笑。千钧一发的时刻，为何语言强过武器？

　　“谈判专家”说，是因为发自内心对生命的尊重。

　　两次端尿打动自焚者

　　蒋明是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的警务危机谈判员。静安区不大，总共只有2名谈判员，蒋明和同事张德宝。他们互为策应，7年间已经救下数十条性命。

　　2月25日这一天，老张正好不在上海。蒋明只能单枪匹马去谈。虽然屋外有特警、有特种机动队民警，有派出所巡警，但面对手持打火机和可疑物的人，只能是蒋明一人。

　　“我是公安局的谈判员，我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双手摊开，转身，示意没有任何武器后，蒋明的一句开场白，缓和了紧张气氛。面前是一个俯卧在长椅上的男子，年纪不大，30出头，手上拿着打火机和手机，胸腹部压着一个黑色的牛津双肩包，根据形状判断，里面有体积较大的不明物体。长椅旁是一台轮椅车，一个装有纸质材料的塑料袋，一个黑色的牛津公文包、一卷被褥和一个绿色尿壶。

　　看到这一切，蒋明初步有了判断，在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形下，蒋明在边上另一张长椅上坐下，与对方开始了对话。

　　残疾男子姓李，甘肃人。3年前在某人寿保险公司培训时，遭到多名培训员连续两天对其实施300个骑跨式俯卧撑的体罚导致腰椎受伤，最终下肢瘫痪。在多次找保险公司和司法部门诉求无果后，他决定到劳动仲裁员讨说法。“如果再没结果，就死在这里。”

　　“很多人都以为谈判员要口若悬河，像唐僧一样，其实这是误区。”蒋明事后告诉记者，从参加培训的第一天开始，老师就告诉他，聆听比一切都重要。“听十句，你可能找到症结，找到化解问题的办法，但说十句，只要有半句触怒对方，就可能前功尽弃。”

　　小李无疑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哀不仅在于所受的伤害，更在于没人愿意倾听他的痛苦与诉求。设身处地，建立互信，蒋明在细心聆听的同时，在小李的同意下，非常认真地查看了他带来的书面材料。这一切是希望小李能够感受到：这个人是愿意倾听、愿意了解他困难的，是真正的来帮忙的。

　　巧的是，随着对话越来越热络，两人发现在年岁上颇有缘份。小李属老鼠，蒋明也属老鼠，正好差了一轮。“我是大老鼠，你是小老鼠，我是老哥，一定会帮你。”距离被一点点拉近。

　　因为下肢瘫痪，小李排泄十分不便。交谈过程中，小李两次需要上厕所，蒋明都主动端着尿壶为小李把尿。这更让一直以来饱受人情冷漠之苦的小李激动万分。在亲人般的老大哥面前，小李吐露真言：自己只想要讨个说法，要死也会自己死，从未想要过伤害别人。

　　蒋明立即对小李表达感谢，并抓住时机开导小李：在这件事上已经有人受到了深深的伤害，谁都不希望再有人因此受伤。“如果你想不开，作为大哥我肯定要拦你，我相信你也不忍心害我。”看到小李防备的心有所松动，蒋明又适时开解：可以由劳动仲裁院出面协调保险公司出具书面承诺，以保证有合法诉讼的途径。

　　小李终于被打动，他泪流满面地从身下的背包里取出一个白色塑料桶，交给蒋明，里面是满满2.5升酒精。蒋明一边把小李扶上轮椅，一边迅速将双肩背包转移到安全距离之外。

　　中午12时10分，小李被推出第三仲裁厅，一场危机消弥于无形。

　　16小时的漫长对话

　　按照国际通行的统计数据，85%的紧急事件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但很多时候，你根本无法判断你的谈判对象是怎样的：他们可能是穷凶极恶的犯罪嫌疑人、语无伦次的醉酒者，甚至是常人难以沟通的精神缺陷者……

　　但是不管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在谈判专家眼中，每个生命都值得珍惜，都需要竭尽全力去拯救。

　　2008年9月11日。这是蒋明与张德宝当上“谈判专家”后第一次出现场。他们没有想到，这竟是一场如此漫长而又艰难的对话。说是下马威，丝毫不为过。

　　那天傍晚5时30分，一个报警电话打到分局指挥中心：西康路928号创展大楼11层的平台上，有人要跳楼自杀。赶到现场，张德宝和蒋明发现，扬言自杀者是一个中年男子，戴着太阳帽，身材粗壮，一只手上还拿着一把匕首，站在平台保护围栏外不到30厘米宽的外沿上，神情有些浑浑噩噩。

　　“当时，只能接近到离他50米左右的地方，再靠近对方就十分抗拒。这样对话十分困难。”张德宝回忆起那天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当时他作为主谈，蒋明作为策略员从旁辅助，为了能接近对方，张德宝一直扯着喉咙喊话，但对方根本不理。

　　晚上8时许，下起了暴雨。“谈判员最重要的是要与谈判对象平等交流，他不打伞，我们也不能打。”两个谈判员淋得像落汤鸡，但这却是一个机会。

　　“我们提出要给他送伞，送干衣服，反复劝说了很久，对方终于同意。于是我们把对话的距离缩短到20米。”近距离对话轻松了许多，但很快两名谈判员发现不妙。“碰上最难缠的了。”

　　什么样的谈判对象最难缠？不是穷凶极恶之辈，而是精神有问题的人。张德宝和蒋明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他说有人在追杀他。又问我们苏联是怎么解体的。我们想靠近点，他又说他学过少林武功，手一拨我们就下去了。”

　　几番艰难对话，都套不到有用的信息。初出茅庐的两人决定向市局求助，请来了两位谈判组专家。没想到专家也不管用，4个小时对话，毫无进展。最后还是要靠张德宝和蒋明坚持下去。他们用尽浑身解数套近乎，终于了解到，这是一个坐牢近20年的回归人员，精神受到过强烈刺激，人格产生了障碍。他在一个工地与人发生冲突，别人拿钢筋要打他，他逃离后总是怀疑警察在追捕他。站在楼顶，还老感觉有人用狙击枪在瞄准他。

　　这样的人该怎么才能说服？张德宝和蒋明判断，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不断的交谈，转移其自杀注意，再慢慢化解危机。果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子轻生的念头似乎淡了下来，言谈中开始担忧下来后自身的安危。“这说明他理性的一面开始回来了。”

　　此后，通过送早饭、递烟等一系列试探，蒋明最终可以和持刀男子面对面交流。上午8时，男子提出要见分局领导，根据谈判的对等原则，蒋明也提出要求，放下刀具，回到围栏的这一边。9时30分，在见到分局领导后，男子终于向蒋明表示，自己只是一时冲动，“我向你投降。”

　　离开险境后，男子还与两位谈判员拥抱握手，那一刻张德宝和蒋明非常疲劳也非常激动。“整整16个小时，我们成功了。”两人都明白，如果第一次就失败，今后很难说还有再次谈判的勇气。

　　拯救生命是最高褒奖

　　2008年，上海正式组建市区两级警务谈判员队伍，所有谈判员皆为自愿报名，最后选出138人。张德宝和蒋明就是其中两位。7年来，两位最佳拍档成了静安区的“救人二人组”，数十位轻生者因他们而跨越人生危机，走向新生。

　　张德宝今年已经60岁，马上就要退休。这个在社区民警岗位上做到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的老民警，为何功成名就后，又为自己揽上一个“谈判专家”的活？要知道，这是一个完全志愿性的工作， 24小时开机、随时待命、不算加班、没有报酬、只有辛劳。

　　张德宝说得很朴实，“我就是想为警察这个职业多做点事。而且做的是救命的事，多好。”这其实也是蒋明的心里话，“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想想今年刚开年，我就已经造了二十八级了。”

　　在蒋明眼中，当事人的生命得以保全，这是身为谈判员最快乐，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每次救人回家，和老婆说起，今天又救了个人，那种感觉，是无法替代的。”虽然在这过程中，危险、无理、谩骂，如影随形，“但拯救生命本身，就已是最高的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