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林毅夫，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个人观点

　　● 我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去年人均收入达到7500美元，不到美国的20%。即使按购买力评价计算，我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但人口是美国的4倍，代表我国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只有美国近1/4。

　　● 即使在外部环境不好的状况下，我国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全世界最低，政府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民间高储蓄率，用政府的钱可以来撬动民间的钱，再加上4万亿的外汇储备，中国达到7%的经济增长基本没有问题。这不仅指2015年，整个“十三五规划”期间都可以达到这样的增长。

　　《新民金融城》创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是第一期的封面人物。他当时说，“作为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总有一个梦，那就是中国梦。”整整两年后，林毅夫再次登上本刊封面人物。他说，“2020年，我国人均GDP就可以达到12610美元，按照现在世界银行的统计指标，代表我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那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跨越时空，说话内容变了，不变的是他对中国的信心。

　　着深色西装、白衬衫、蓝色带斑点的领带，上周末，林毅夫来到上海，讲台上的他信心十足，纵论中国宏观经济。

　　美国股票指数泡沫已很大

　　“新常态”，耳熟能详。用林毅夫的话总结，这恐怕是中国媒体交流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

　　发达国家有没有“新常态”？当然。“2009年起，美国用‘新常态’描述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可能会经历一段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高的时期，金融市场投资风险会非常大。”

　　2009年，美国经济接近负增长。2013年，经济增长率只有1.9%。“2014年，大家觉得美国经济有所复苏。尤其是第二、第三季度经济增长迅猛，但第四季度又掉回到2.2%。全年增长2.4%，比年初预计增速低了0.4%。”

　　美国如此，欧洲亦然。2009年，欧洲国家经济负增长。一年后恢复到正增长，但2012年又回到负增长。“外界原本预计欧洲可能会恢复到1.1%的增长，但实际增长只有0.8%，相比年初预期少了0.3%，没出现危机后应有的常态。”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西班牙失业率超过25%，尤其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0%。

　　从1991年起，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一直疲软，被称为“逝去的二十年”。政府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希望给结构改革创造空间，安倍政府2013年经济增长率是1.5%，2014年初预计增长1.3%，但只取得0.2%的增长。

　　1991年，日本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0%，现在这一比重已经达到240%，在世界各国中比重最高。林毅夫判断，如今，发达国家政府财政赤字普遍超过100%，如果持续下去会步日本后尘。“为降低政府还本付息成本，利率压得很低，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基本是零利率，发达国家也都是接近零利率。零利率如何维持？要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就有非常多的流动性，到处是钱，但是在经济增长缓慢的状况下，发达国家不容易找到好的实体经济投资机会，金融家们开始做短期投机，把这些钱投到股票市场中。2007年，美国道琼斯指数在危机前最高达到13000多点，当时大家都知道美国股票市场有泡沫，危机爆发，美国实体经济没有恢复，表面看美国企业现在的利润在增加，因为资金不需要成本，增加的利润来自资金成本下降，并不是效率提高。”

　　林毅夫说，现在美国股票指数已经达到18000点，泡沫更大。有的泡沫没有破灭。只不过不知道泡沫什么时候破灭，因此，任何信息的风吹草动都可能造成股票市场价格大涨大跌，平均回报率其实是低的，这是发达国家的“新常态”。

　　中国仍可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增长

　　“以前，老百姓中有三大件的说法，即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后来变了，每个新产品出来就带来一次消费高潮。现在，我国已经变成中等收入国家，新的增长热点不像过去那么容易找。”林毅夫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应该从两个角度判断，一是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二是挖掘潜力变成实际增长率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

　　发达国家维持长期收入增长同样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技术需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这个道理各国都懂。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都在世界最前沿，它的技术创新必须自己发明，产业升级也必须自己创造。

　　消化、吸收、借鉴、模仿发达国家，创新、升级成本低了，风险小了。林毅夫说，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这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便利的后发优势，其经济增长速度可以高于发达国家两到三倍。改革开放后，我国36年每年平均增长9.7%，靠的就是这种后发优势。

　　36年过后，是否还可以继续利用后发优势？有学者认为，世界上真正成功利用后发优势取得快速增长的案例主要是“亚洲四小龙”，但利用后发优势20年后，经济增长速度都开始放缓，数值降到7%以下。所以，国内有学者判断我国已经“超常”利用后发优势。“我不完全赞同这一观点。”林毅夫指出，看后发优势不是看过去的增长多快，而是现在平均产业、平均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

　　怎么判断中国现在平均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林毅夫认为，最好的指标是看人均GDP的选择差距，平均的劳动生产率代表平均技术和平均产业的附加价值。我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去年人均收入达到7500美元，不到美国的20%。即使按购买力评价计算，我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但人口是美国的4倍，代表我国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只有美国近1/4。

　　真正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经济体，人均收入达到发达国家20%时，如50年代初的日本，60年代中期的新加坡，70年代中期的韩国，利用后发优势实现20年左右8%至9%的增长。“这些国家能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这样的增长，就代表我们有这样的潜力。也就是说，我国还有20年左右8%增长潜力的可能。”

　　经济增长慢不能解决环境污染

　　当然，经济发展有潜力并不代表必然能够实现。“现在，我国还有很多混淆是非的观点，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潜力的发挥。”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出现环境污染和雾霾。“不能说我国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没关系，但我认为并不是经济增长慢就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1979年，印度人均GDP比中国高。现在，印度人均GDP不到中国的1/4。过去36年，我国平均每年GDP增长9.7%，印度平均增长不到6%。2012年，世界上权威研究显示，印度雾霾、环境恶化情形比我国严重。

　　林毅夫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有三个原因：一是与发展阶段有关。两国都还在中等发展阶段，进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这是中等经济共同特性。以制造业为主，能源使用密度高，环境相对农业经济与服务业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压力更大。任何国家处在这一时期，环境压力都很大。英国、法国、美国在这一阶段时，环境都差不多，亚洲的日本、韩国当时环境也非常差。中国和印度都是以煤炭为能源主要来源，煤炭比天然气和石油污染的程度更高，所以雪上加霜。制造业发展阶段和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缓GDP增长，除关掉工厂是不可接受的。放缓GDP增长只是放缓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的阶段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环境恶化的时间可能会变得更长。

　　进入经济“新常态”后，一些产业出现产能过剩。有观点认为，中国产能过剩是因为投资太多造成，中国必须改变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为以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我国确实有很多产能过剩行业，比如钢筋、水泥、电解铝。如果我们减少投资增加消费，老百姓能把钢材、水泥拿来吃吗？而且，如果增加消费减少投资就减少对建材的需求，这样产能就会更加过剩。”

　　林毅夫说，现在继续投资产能过剩的行业，产能会更加过剩，我国现在所在的产业是中低端产业，如果继续进行创新、产业进行升级，不断地从中低端到中高端升级，需要投资。“那些投资都是新增的，怎么会产能过剩？”

　　出口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林毅夫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平均每年出口增长16%。去年我国对外贸易增长只有3.4%。经济下行压力中有外部冲击和周期性原因，政府该不该采取一些反周期的经济措施？失业救济和基础设施建设两个措施到底哪一种比较好？林毅夫说，从长期发展来看，做基础设施投资比发失业救济有效。

　　“经济下行时，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时成本低，可以创造就业，又可以补贴经济，其实是最好的选择。”林毅夫在世界银行当经济学家时就开始提出这一观点，当时在国际上没有引起反思，现在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改变了。去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中专门提出经济下行时是政府做基础设施最好的时机。

　　国内有一种看法：经济增长慢可以倒逼改革。“这一看法值得商榷。”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如果经济增长慢，失业问题可能会增加，企业盈利状况变差，甚至可能出现破产危险，金融呆、坏账也会增加。为了稳定社会、稳定金融，政府就会像救火队一样不断地解决这些短期的问题。实际上，改革反而不能推行下去，甚至已经做的改革反而又会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