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作则”的意思，顾名思义，是把自己作为榜样。

　　这是一种很高的道德诉求，普通人轻易做不到，实际上也不是对普通人的要求。在具体语境中，往往是下级对上级的期许，或上级对部属制定的高级规范，偶尔第三方评价也会用到。

　　“以身作则”是价值观念相互反对的儒法两家少有的、为双方都正面肯定的价值。比如孔子就说过，君王或上司公正、正派，他不发号令，下面的人也会跟从他；如果君王或上司不公正不正派，即便他下达命令，下面的人也不会听从。

　　韩非子更加赞同“以身作则”，讲起以身作则的故事，正反兼顾，不厌其烦。

　　正面的例子，是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齐国人都喜欢穿紫色衣服。结果在齐国，五匹素布的价钱抵不上一匹紫布。

　　齐桓公担心紫布太贵了，对管仲说：“我喜欢穿紫色衣服，紫色衣服就特别贵。全国百姓如此喜欢穿紫色衣服，我该怎么办啊？”管仲答道：“君王想要纠正这种状况，何不尝试着不穿紫色衣服呢？您就对近侍左右说：‘我特别讨厌紫色衣服的气味。’假如近侍左右恰好穿着紫色衣服觐见，您一定要说：‘你退后一些，我讨厌紫色衣服的气味。’”桓公半信半疑说道：“好吧。”

　　结果在第一天，侍从们没有一个人穿紫色衣服。第二天，都城中没有一个人穿紫色衣服；第三天，齐国境内没有一个人再穿紫色衣服。

　　这与上述孔子所说的“以身作则”稍有不同。在孔子那里，下面的人之所以愿意跟从公正、正派的上司，在于他们听从号令，肯定可以从上司那里得到应得的功名利禄。而老百姓跟从齐桓公穿衣服，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

　　在这里，韩非子把“以身作则”推进到了精神领域，君王的审美情趣也顺理成章成为一种国家标准。当齐桓公脱下紫色衣服，就是对全国性的审美标准进行修改。这种看不见的内在强制，与孔子所看到的名利利诱的确有所不同。

　　反面的例子，是申不害违反自己设立的法度。

　　话说韩昭侯对申不害感慨道：“法度非常难推行啊。”申不害答道：“所谓法度，就是有功劳才赏赐，根据才能授予官职。现在君王设立了法度，却还接受近侍左右的私下请托，这是法度难以推行的原因。”韩昭侯说：“我现在明白了，以后推行法度，知道听取什么意见了。”

　　有一天，申不害请求韩昭侯委任他的堂兄做官。昭侯说道：“我从你那儿学来的做法可不是这样的啊！要是同意你的请求，不就破坏你传授的治国大道了吗？我没法采纳你的请求！”申不害诚惶诚恐，请求给予处罚。

　　韩昭侯责备申不害，实质是谴责他不能“以身作则”，他要求申不害为自己提出的法度做出表率。韩昭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化解了一场国家治理方略的危机。

　　不管是孔子还是韩非子，都天然地认为，这个社会应该有让人效仿其德行和行为的人物，在孔子那里，他是大人君子（他最好做官），在韩非子那里，他是君王和各级官吏，只要这些“人上人”的德行或耕战本领没有崩坏，政治理想不在话下。

　　但问题在于，当大人君子和各级官吏德行有亏或才不堪其位时，细民百姓往往悲观失望，自暴自弃。对当政者的攻击，一向也集中于大人君子的德行和官吏的腐败堕落，而且十分奏效。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对此一直束手无策，遍观历史，真正“以身作则”的，其实并不多，也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