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是，李一氓堪称“文革”后中国对外关系拨乱反正的先行者。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转变，从“一条线”到“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调整，这两个划时代转折的后面，都有他的身影。

　　1990年10月27日上午，在北京医院病房，时任中顾委常委李一氓对前来看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交待了遗嘱：“我的后事从简。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任何其他称谓。不开告别会和追悼会。火化后我的骨灰撒在淮阴平原的土地上。”

　　12月4日，李一氓去世。12月11日，乔石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文章《一位令人崇敬的老共产党人》，称其为“我极尊敬的老领导”，“一位相知颇深的良师挚友”。

　　乔石所说的“老领导”，指的是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工作期间。1975年到1981年，李一氓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1981年底后任顾问)，全面主持工作，乔石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邓小平曾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有两个转变，一是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正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第二个转变是改变了搞“一条线”战略，转变到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两个划时代转折后面，都有李一氓的重要贡献。因此有人说，他是“文革”后中国对外关系拨乱反正的先行者。

　　周恩来点将

　　李一氓是资历很深的老一辈革命家。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受中共代表周恩来直接领导。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按照党的安排，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之后，去了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并参加了长征。

　　抗战爆发后，他协助叶挺、项英组建新四军，任军部秘书长和中共东南分局秘书长，还特别奉命，协调叶、项的关系，充当两人间的“缓冲者”。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副军长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张分散突围，李一氓虽不赞成，也带了几个干部离开了部队，但不到10个小时，又返回了部队。后来，他因离队之事受到了口头警告处分。

　　这一事件，对他一生影响极深。“文革”中，他被污为在皖南事变中被捕叛变，入狱五年，1973年10月才获释。

　　1975年10月，他被正式任命为中联部常务副部长。他被点将的经过，我的上级、时任中联部一处(相当于局)德国组(相当于处)组长王务安给我讲过。

　　“李一氓现在哪里?”在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周恩来问。没有人回答，他又问了一遍。

　　“李一氓从监狱出来后，现在在一家医院里，继续接受审查。”有人回答。

　　“现在还审查什么，他的情况我全知道，赶快让他出来工作!”周恩来接着对时任中联部部长耿飚说，“老耿，让李一氓到你中联部去工作。”

　　“好的!”耿飚爽快地回答。

　　中联部的工作，一开始由刘少奇主管，中共八大之后由邓小平主管。“文革”开始后，刘邓被打倒，康生主管中联部，执行“支左反修”的“左倾”路线。周恩来从未分管过中联部工作，但作为新中国外交的总管，十分关心中联部的工作。1971年初，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耿飚被任命为中联部部长。他一上任就明显地批“左”，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受到公开点名批判。因此，周恩来考虑让李一氓来协助耿飚工作。李一氓和周恩来渊源很深，解放后也主要从事外事工作，周恩来对他十分熟悉。

　　以李一氓在党内的资历，原本应该担任更高的职务，但他在中联部七年时间，职务一直仅为副部长。对此，他从不计较。邓小平曾在一次会议上说：“一氓对个人的进退，态度是很开明的。”

　　在我的印象中，李一氓的讲话和文字都带着一种特殊风格，让人一看便知是他的。他说话不多，但一句是一句，没空话，也不拖泥带水，逻辑性很强。他对下级不居高临下，注意听人说话，讲话是启发式的。他多才多艺，书法独具一格，也是一位收藏大家，但生前就将藏品全部捐献给了国家。终其一生，他一直保持着文人本色。

　　开拓政党外交

　　李一氓上任中联部时，“文革”已临近结束，但斗争依然复杂。他主要是协助耿飚，纠正政党外交的“左”的影响，恢复中联部的正常工作秩序。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之后，耿飚主要负责中央宣传口工作，中联部日常工作由李一氓主持。1979年1月，耿飚正式调中央工作，由姬鹏飞继任中联部部长。姬鹏飞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主要精力放在国务院工作上，中联部的工作，遂由李一氓全面主持。

　　中联部首任部长王稼祥把中联部的工作职能定位在“中央在国际问题上的助手和参谋”，强调要有独立思考、独立见解，可以提出同其他外事单位不同的看法。李一氓继承了这种工作传统，大胆建言和开拓。

　　1977年夏天，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即将访华。铁托访华的关键问题之一是，是否恢复两党关系，以及何时恢复。

　　从国际共运大论战开始，中共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调门很高。《九评》中的三评，即《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指责铁托集团是“美帝的附庸”，是“反革命的别动队”。因此，有的外事部门负责人认为，如果同南共联盟恢复关系，会模糊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原则界限，损害毛泽东的伟大旗帜。

　　在中联部部务会议上，耿飚说，从南斯拉夫的战略地位、我国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需要以及我党在国际共运中的实际状况出发，应考虑恢复中南两党关系。李一氓提出，中南两党在一些问题上观点不同，但这不妨碍建立和保持关系。据此，7月8日，中联部向中央报送了《对南共联盟要求同我党建立关系问题的几点看法》。

　　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铁托访华事。李一氓列席，并代表中联部汇报了意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认为：中联部的意见好，在党的关系上不要缩手缩脚，但要有个转弯的过程。

　　转弯子，需要先了解南斯拉夫的真实情况。李一氓提出，去南斯拉夫实地考察，得到中央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