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直接摔在地上

　　这样一拖就是6天过去了，我每天都找不一样的借口逃避拍摄，今天是顶光不好，明天是蓝天不好，后天是黄昏不好……反正我是导演，每次我说什么，灯光组、摄影组那些人也都只能表示认同。那不拍干什么呢？就先吃饭吧。连续6天没拍一个镜头，整个剧组都在等。到了第7天，那天阳光很好，我又上到楼顶，心里正在纠结的时候，洪金宝从下面路过，看到我又站在上面犹豫，他就忍不了了，站在楼下大骂道：“你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每天都没地方停车，都要走路上来，你到底拍不拍？！”当时我被他一骂，那个感觉就来了，就说：“要不然这场你帮我做导演，你来帮我拍。”洪金宝说：“好，我来拍！”接着他一把抓过机器，跟现场的人们说：“准备！”

　　那时候拍戏还是胶片，也没有现在这么长的胶片，一卷胶片很快就没了，很珍贵的。我必须先把自己甩出去，下面才能开机，不然底片就不够用了。我让成家班离开，不要扶我，不然每次都想跟他们求助，“不行不行放我回去”。这次我决定一个人在那里挂着，挂到自己没力为止。听到四部机器同时动起来，洪金宝大声问我：“准备好了吗？我们这里准备好了！就等你了！”我当时就觉得一阵热血涌上来，抓着指针，把自己甩出去，听到“Rolling，action”，一直等到手没有力气又很痛，抓不住指针了，才慢慢松手滑下来，心里说“算了”，接着整个人自由落体……

　　先撞到第一层布篷，布篷瞬间撕裂，接着是第二层，然后就是“咣当”摔到地面。我来不及做下意识的翻滚来缓解落地的冲击，直接摔在了地上。如果你们现在再去看一遍那个镜头，会发现我完全是等到抓不住指针之后才放弃，那个画面完全不是表演，它是真实的。

　　这一次拍完，我的脖子在落地时重重地折了一下，但我没死。用冰敷了一会儿以后，我告诉大家，准备重拍。“什么？你神经病啊！”洪金宝和元彪都觉得我疯了。我告诉他们，刚刚这个镜头只用了4秒钟，冲击力还不够，我希望这个动作能在电影里用10秒钟的长度，从不同角度得以展示。他们懒得再说服我，于是开始安排重拍。

　　第二次，一样的过程摔下来，掉到地上的一刹那，我的脑袋完全蒙了，毕竟是相隔不久的两次重创。我就是个神经病。元彪在那场戏里也是演员，他赶忙跑过来拉起我，小声在我耳边说：“快点站起来，快讲对白，不然就白摔了！”我听到他的声音，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挣扎着起来，嘴里叽里咕噜说了几句话，就被元彪和其他演员拖走了，这个镜头终于完成。

　　这部电影在发行的时候改名《A计划》，在当时获得了巨大成功，我跟两位师兄弟的勇敢尝试，为功夫片打开了新的创作方向。而对我来说，1983年的这部电影最特殊的地方在于它打造了我电影生涯最重要的标签——亲自表演极度危险的特技动作，不用替身。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间，我的电影不断带给观众轻松有趣的观影体验，同时也带给他们绝对值回票价的高危刺激动作。

　　1980年，我第一次去好莱坞发展，拍摄的作品《杀手壕》票房失败。1985年，嘉禾已经在美国设立了分公司，他们再度建议我到美国试试看。这一次，他们希望顺应市场需求，把我打造成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那样的“硬汉”。

　　我心里却很反感这样的安排。我不觉得自己适合那种冷冷的杀手形象，也不喜欢那样的角色。在电影里做出一副“硬汉”的样子没问题，但那得是出于自卫或保护朋友。可是那时候事情由不得我，我在公司的安排下接演了《威龙猛探》。在这里面我跟美国演员丹尼·埃利洛饰演一对纽约的刑警拍档，奉命前往香港追捕一名国际贩毒头子，毒枭为了脱身，劫持了昔日的贩毒伙伴的女儿为人质跟警方对抗。这个剧本里涵盖了过去好莱坞动作片的很多套路，脏话、裸露、暴力动作，我并不认同那个导演的电影风格和拍摄方式，这次合作也不愉快。最终，这部电影再度失败。

　　我很不开心。回到香港，我马上找到搭档邓景生，希望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拍摄一部关于警察的电影，也是要拍给那部美国片的导演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