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想听听延安的态度

　　上海抗战开始后，我离开上海，离开《新闻报》到了《大公报》，去了太原。我到太原已经是1937年10月底，那个时候太原城里面只有三个将军，一个傅作义，一个周恩来，还有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处长彭雪枫。我有一个朋友是《大公报》的同事叫邱江，他说老兄弟为什么这个时候来，现在人都跑光了，太原成了一个空城，只有三个将军在那里，连吃饭都没有地方解决，饭馆都没有。我说你吃饭怎么办？他说我找八路军办事处。那好，第二天早上就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吃早饭，一看是小米稀饭加上日本的饼干，听头牛肉，这些东西都是打日本人的战利品。早餐这么丰富，我很高兴，心想这个伟大。

　　周恩来接见我们。他说你们这个时候赶过来，我呢，这个时候倒要赶你们走，第二天必须离开太原。他说邱江到石林关（音）去采访，要我到娘子关晋东南。他说你赶快去，有一条是必须跟着部队一起行动，部队前进你们也前进，部队撤退你们也撤退。八路军刘伯承的129师就在娘子关附近。后来路上我碰到了邓锡侯，没有到娘子关，到了寿阳榆次这一带。日本人一步步打过来，没办法，部队撤退，我跟着一路上撤退到了临汾，又到了西安。

　　11月底，我在西安接到一个电报，要我马上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当时彭德怀、朱德都已经到前方去了，就访问延安中共中央的负责人。电报说汉口以及全国的各界都要听一听延安的声音，延安怎么样？延安主张打还是不打？所以我在12月初就在窑洞里面访问了毛泽东先生，那个时候还不称他为毛主席。他跟我讲，中国现在路只有一条就是抵抗，打胜也好，打败也好，长期抗战，那就胜利。这个话很鼓舞人心，我就马上打电报写通讯。

　　战后台儿庄尸横遍野

　　在延安待了一个星期后，回来（武汉）已经是1938年的1月。《新华日报》1月11日创刊的，我1月15日进去，在汉口差不多待了半个月，在报馆里面就已看到徐州方面的报道。最使得我感动的是台儿庄战役。当时，我们的军备同日本人相比差得很远，特别是武器，没有大炮和重武器，但军队还是坚决抵抗，特别是孙连仲。他是西北军，台儿庄城里差不多有四分之三是日本人，中国人只有四分之一，他能够坚守，坚决不退让。

　　那时我们到了孙连仲司令部，那里有美国记者，有英国记者，有我们各报的人，也有中央社这边的。在前线开记者招待会，炮声隆隆，我们问他什么时候反攻？现在攻打什么？他说你们问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反攻要听司令长官的意见，实际上他心中有数。有许多记者听他这么说，特别是中央社记者，就到徐州去了。只有我跟范长江两个人，不但是不去徐州，反而是更进一步，当天晚上我们就骑马到离开台儿庄两三里路的地方，因为当天晚上准备要反攻，我们打算等台儿庄克复以后，立即进去。台儿庄一克复，我们进去的时候，还在燃烧，到处都是尸首，日本人有七辆坦克车遗留在台儿庄。台儿庄战役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就是配合得好，台儿庄正面能够守，侧面有汤恩伯的部队从敌人后方出来，这样包围并消灭日本人。

　　张自忠部队里当新兵

　　我跟张自忠认识也是在台儿庄。我们要撤退，战地记者只有跟着军队走，我身上有军事委员会证明护照，我拿着这个东西给38师骑兵连一个班长。我说我是《新华日报》战地记者，这上面有蒋中正敲的图章。他说哪有功夫来同你谈，我又不是做司令的，你想干什么？你要打日本很简单，上个名字就行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陆诒。他马上发一支步枪给我，又牵了一匹马。他说你上吧！我一看，要我当兵，他说，你不是跟我一样要打日本人吗？你跟我好好干就行了，我们这个是新兵连，都是新兵。

　　我当时没有办法，有理说不清楚，给他看护照也没有用，这时候没有路了，就只能上马。他还要教训我，说这一支枪和这匹马如果丢掉了，可以枪毙你，你知道吗？我说知道，我一定好好干。他说你去站队，我就听指挥骑上马去了。晚上要过铁路，当骑兵要开路要侦查，搜索敌人，走在前面。我就跟着大队，行军一晚。过铁路的时候日本人打，有小部分日本人在铁路以南一个村庄里用机关枪射击，我们有一支部队把这个村庄包围了。这一师的人，新兵也都上，其中三分之二是徒手的，连枪都没有，张自忠部队在临沂那边打伤亡很大。

　　走到第二天宿营，我想休息睡觉，人很困，晚上也很冷，还有雾。连长说慢一点，你可以睡觉休息？你看我，不能休息，先要遛马，牵着马这样子兜圈，比徒步好。

　　后来总算见到他们总司令、59军军长张自忠。张自忠说，老兄吃苦了。我说没有吃苦，骑在马上倒蛮舒服，就是晚上饲草，为马服务非常艰苦。

　　新闻记者不是无冕之王，要永远学习，当战地记者你不懂得开枪，不懂得骑马怎么行呢？步枪你要会打，手榴弹也要会掷。所以新闻记者这个证永远没有毕业的一天，你读大学，读学士，读硕士，读博士，都有期限可以毕业，这个永远没有毕业。（根据杨克林、孙金媛1994年3月31日上海武康路陆诒家中采访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