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对于宏大的政策话语向来介入空间有限，简政放权作为近年的热门议题，却显得颇为另类，借助一些个案，外界的讨论非常热闹。上周有几个话题都和简政放权有关，首先是李克强总理举例“我妈是我妈”这类奇葩证明，随后不少媒体爆出类似案例，舆论吐槽极为壮观；其次是一段名为《任性的领导讲话》的视频，一位自称“任长春”的领导语出惊人，在讲话中直言“国家规定是狗屁”；还有就是桔子水晶酒店集团CEO吴海一封题为《做企业这么多年 我太憋屈了》的公开信，作者在信中提到与政府打交道的经历，公开信不仅在网上疯传，多个部委也很快对此作出回应。

　　奇葩证明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新闻类别，每过一段时间媒体就会爆出新的案例，“我妈是我妈”这种极端现象曝光后，类似的版本陆续流出，例如让一岁小孩开不犯罪证明，买房要开“单身证明”等，有媒体统计，最近一周媒体曝光了28起“奇葩证明”，其中房管部门占比超三成。客观地说，这些案例虽然具有典型性，但其实并不新鲜，此前广州的政协常委就证件话题专门做了调研，结果显示一个公民一生要办103个证件。人们对“奇葩证明”的围观和批判热情，和对户口这类老大难问题的声讨本质上并无差别。有网友将类似的办证现象归结为“一道无解的世纪难题”，中央层面简政放权力度很大，但过程看来并不轻松。

　　“奇葩证明”的存在逻辑是什么？媒体的调查结果显示逾六成人认为“奇葩证明”是找茬。这种印象在政策制定者一方也受到认同，只是表述有所不同。在推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官方多次提及政策落实打通“最后一公里”问题。有的地方民众对中央心怀感激，对地方官员却恨之入骨，原因就在于政策得不到落实。放在平时，那位官员“国家规定是狗屁”的表态可能会被视为雷人雷语，类似的极端言论可能不适宜过度解读，但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这样一句不经意间的“真心话”却暴露了问题的症结，让人感慨万千。

　　如果说“奇葩证明”是极端现象，属于少数人的遭遇，那么吴海所呈现的简政放权困境则具有相对的普遍性。他的那篇公开信没有讲大道理，却收获很多人的共鸣，“做企业太难”在这几天成了网络热词，“这样的话题，这般憋屈，其实在日常社会活动和网络广场中早有喷发。”仅有的差别是，企业家这次公开吐槽得到了多家政府部门的回应。名目繁多的审批让企业不堪重负，这背后不仅因为制度的束缚，更多时候可能是政府官员的角色扮演出了问题，后者涉及到政府部门是否依法行政这类复杂议题。多个部委做出回应，这一动作是要解决具体问题，还是仅仅只是一种姿态展示，目前尚不清楚，但这种互动无疑是种好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