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公务员”

　　当时的华人社会中，最受欢迎的是紫薇、文夏、美黛等老牌歌星；年轻一点的，凤飞飞、欧阳菲菲在流行曲目上的地位都十分稳固。邓丽君还是新人，她的生活，和台湾时期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依旧被参加电视节目、录制唱片、歌厅献唱满满占据。香港九龙有一家叫作东方的歌厅，平日的话是一天唱三场：下午14点半到16点半、晚上19点半到21点半、22点到零点。如果是周六周日，则是一天唱四场：下午13点到15点、15点到17点，然后晚上两场。录音也比台湾时期更为繁忙。“一个接一个地等着录电影的主题曲或者插曲，一天唱个十余首歌曲都很平常。”乐风时期与邓丽君共事过五年的音乐制作人姚厚笙回忆说，“当时都是录一张唱片多少钱，以这种方式计价，因此应该是一有机会就去录，她很小时就成为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当她知道自己对家里很有贡献，就觉得很高兴，继续唱下去。”

　　姚厚笙从欧阳菲菲开始，成功地培育了若干位台湾知名歌星，他也是70年代台湾民谣以及校园民谣热的催生者。在宇宙唱片时代，邓丽君录制的歌曲已经有上百首，但是姚厚笙却从头开始仔细指导，从发声方式到唱歌的习惯，以使邓丽君蜕变为成人歌星。姚厚笙曾经回忆说：“她唱歌的方式总给人一种可爱小女孩的味道，也许是因为节奏轻快的歌曲居多的缘故，语尾总是‘嗯，嗯’的上扬，这种方式听起来是比较俏皮，虽然我打算彻底改掉，不过她日后还是偶尔会不自觉地露出这种唱法。”“我还指导慢节奏的唱法，而且告诉她，你已经不是小女孩了，所以要以更有感情，更像大人的方式来唱歌。”

　　姚厚笙发现，当邓丽君对于慢节奏歌曲驾轻就熟后，她再唱叙事风的曲子，诠释能力就非常惊人，“把歌词的含义仔细跟她说明后，她就能以惊人的感情加以诠释”。在乐风唱片的打造下，70年代初期，邓丽君的唱片销量非常稳定，邓家的境况也不断改善，全家从台风季节容易淹水的芦洲搬到台北市水源路的公寓住宅，几年后搬到北投奇岩路的一座花园别墅，后来把房子卖了，搬回台北市区，租赁在敦化南路的金兰大厦，最后才买了仁爱路四段一幢新大厦的6层。不过，偌大的房子里，后来经常只有父亲邓枢一个人。

　　早期唱歌出名之后，邓丽君还涉足过表演事业，参演了两部音乐电影，取得过不错的成绩，不过，她迅速就把重心收回到歌唱上。她可爱的少女性格，也并没有随着这番演艺圈历练而有不好的改变。姚厚笙回忆说：“她总是怀着感激工作人员的心在工作，很体恤工作人员，彩排的时候，她会一直感谢为她伴舞的群舞和负责灯光的工作人员，就是在成名之后，这点仍然没有改变，所以跟她合作，气氛总是很融洽。”

　　“演歌”的定位

　　中国香港应该算邓丽君的福地，她的歌唱事业在这里走向了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得到了东南亚华人社会的认同，她的演出邀约，遍布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地。作为全球第二大唱片市场的日本，也有唱片公司一眼就看中了她的天赋。这家公司就是日本的宝丽多唱片，它在香港的分支，叫作宝丽金。

　　邓丽君去日本发展的故事，在两位日本作家为她写的传记里，都有过详细考证。1973年3月3日，日本宝丽多唱片公司让佐佐木幸男和中村准良，一起到香港旅行四天三晚，他们分别担任过日本歌星泽田研二和野口五郎的制作人，这趟旅行，名义上是和香港宝丽金做敦亲拜访，但事实上是要犒赏他们平时的辛劳工作。他们在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制作部部长郑东汉先生的陪同下，在歌厅听到了邓丽君的演唱，就请郑东汉为他们收集邓丽君的唱片，他们判断，邓丽君音质里的温柔气质，在日本也会得到认同。

　　回到东京，宝丽多公司五十岚泰弘制作本部长主持制作人会议，佐佐木推荐邓丽君，获得认可，担任制作签约部部长的舟木稔被命令去和邓丽君签约。我们的特约记者胡迆在东京采访到了舟木稔先生，已经年过八旬的舟木先生，仍不减当年金牌制作人的风范，头发一丝不苟，衣着考究，思路清晰。他回忆说，当时的邓丽君并没有经纪公司来打理业务，所有工作上的细节都由母亲赵素桂照料。舟木稔并没有从邓丽君那里得到确定的答复，回到东京之后又去了台湾，去说服邓丽君的父亲。他拜访了邓父两次，终于说服了这位犹豫的父亲，把英文名叫作“Teresa Teng”的邓丽君带到了日本，以新人姿态重新出道。

　　1973年11月，邓妈妈和邓丽君第一次到日本，那时候邓丽君才20岁。她的经纪业务由渡边制作公司管理，而唱片制作则由日本宝丽多负责，一开始签约两年，第一年的酬劳是每月25万日元，那个时代日本大学毕业的公务员最高职务的月薪是5.56万日元，此外，邓丽君还能抽取2%的版税。

　　邓丽君在日本的出道曲叫《是今宵还是明天》，由渡边制作公司主导，走偶像路线。作为全球第二大唱片市场，日本的市场细分非常明晰，每个出道的新人，都由唱片公司量身定做，给出市场定位，然后根据定位找词曲作者专门创作单曲。在70年代日本歌谣界初期，流行小柳琉美子的《我的城下町》、天地真理的《水色之恋》、欧阳菲菲的《下雨的御堂筋》等，所以，被定位为偶像路线的邓丽君，最初的新歌就请曾经帮天地真理、陈美龄作过词的山上路夫作词，请帮南沙织、欧阳菲菲做过曲的筒美京平作曲。

　　这张出道唱片，1974年2月在日本发行，在发布会上，公司对她的宣传是“香港的红玫瑰”，意思是香港的最红歌星。年龄也被改小了，从21岁变成19岁。接下来的3月份，邓丽君为了宣传单曲，上了各个电视节目。但是，印制的3万张唱片，却根本卖不动，在排行榜上，只列入第75名。这个结果让邓丽君非常自责。因为，当时在香港签不下邓丽君的时候，宝丽多方面有人建议改签另一位歌星优雅，差不多同时期，优雅也在日本出道了，而且相对于邓丽君的出道唱片，她的出道曲拿到了排行榜的24名，这让邓丽君更郁闷。

　　出道曲没有红，对挖掘邓丽君的佐佐木和出道曲制作团队而言，也是个打击，原因到底是什么？是日文不地道？因为谎报了年龄，设定主打十几岁的年轻族群歌迷是个错误？他们烦恼了一个多月，最后决定改变方向，从流行曲风转向演歌路线。演歌是日本的一种特有歌曲，它是日本古典艺能与现代流行音乐的过渡，以民俗民风、感情琐事为歌词，曲调悠长婉转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