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扬州八怪”一类的说法，最初无非都是戏言，文人间闲聊神侃，互相画圈捧场，不无消遣揶揄之趣。但揶揄之中埋伏嘉许，消遣之余存念褒扬。这很符合散逸自负的文人天性。他不是你的粉丝，也不是你的下级或门生，犯不着无原则地吹捧你，更不会肉麻到溜须拍马。然而惺惺相惜，眼光精准，他懂得你的价值，理解你的成就，需要在自己心里，也需要在流逝的时光隧道，给你，及其同类，留一个位置，贴一纸标签。能够占得这个位置、享有这张标签的，通常都是历代或同代文人中的尖子，一经枚举，便成定论，戏言变身术语，标签固为符号，后世沿袭，历久不衰。其中最多见的，是所谓“四贤”层出不穷。不知道为什么，同七七八八相比，“四”字在中国文化的传衍过程中总是特别吃香，屡屡高调亮相，而不似当下的趋“八”若鹜，避“四”唯恐不及。也许“四”字恰与东南西北相应，和春夏秋冬相符，跟四平八稳相谐，也同人体四肢相称，很契合古人求序图安、天人合一的审美内需，因而大受欢迎。“四贤”之说于是风行。

　　三国锺繇，东汉张芝，东晋王羲之、王献之，被后人合称为“书中四贤”。两宋时期，杭州有“西湖四贤”：苏轼、白居易、林和靖、邺侯；福建有“延平（今南平）四贤”：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元末明初，出生浙西的刘伯温、宋濂、章溢、叶琛，器大济时，建业于朱元璋洪武初立，人称“浙西四贤”。

　　上述四贤，以技能划分的，只有“书中四贤”；其他或以年代，或因籍贯，或凭才气，划线析分，配伍组合。然而一经入谱，竟至千年难拆，哪怕再多挑剔，也弄它不散。比如“西湖四贤”，细究起来总觉得有些别扭。苏、白二位，除诗名以外，都曾是施政杭州的地方主官，即所谓达者兼济天下，和西湖的瓜葛在于职守，不在文采。如果让苏先生在“西湖四贤”和“唐宋八大家”中两选一，入册官秩或序列文史，你道他更偏向哪个？林和靖则不同，布衣素面，勿趋荣利，生性不屑与滚滚红尘搅作一团，偏要同达官显贵撇清门户。西湖不是他的寄旅，而是宿命，晦迹林壑，独善其身，把一支秃笔磨砺到精光四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便是他的隐逸之作，在古往今来成千上万的咏梅之作中，一下子蹿出老高，把其他人统统盖了帽。而邺侯，世袭公子、贵胄之后，西湖边上的土木工程，据说由他带头，从此大兴。旧人评议，西湖的自然人文气息自此被奢华所污，湖光山色间，随处可见权势留下的篡改痕迹。然而，篡改难道不也是一种“人文”？你嗤之为篡改，他却自诩其创新。贝聿铭立在卢浮宫前的三角大棚，你说是篡改还是创新？角度、背景、传习不同，难免鸡对鸭讲，各说各话。面对沸沸扬扬的负面评议，当代人物，不也是闭目塞听照样大兴土木？关键是詈声何来。老百姓吗？还是有关方面？那些富丽堂皇的广厦高楼，无论如何都要比禅舍曲径更夺人眼球吧？身在仕途，哪个不朝着亮眼的高处拼命拱，谁会在乎看不见的身后毁誉？以己生之短，衡岁月之长，你当他傻呀！关于历史评价这样的大尺度考量，同他的小肚鸡肠完全不兼容，和约束他的制度设计根本两码事，谁会当真？把苏、白、林、邺这样的四个人生拉硬拽在一起，不免有混淆标准之破绽。

　　至于其他，例如领衔“延平四贤”的朱熹，身后臧否也因应时势而骤起骤落，集美誉与贬斥于一身。还有更惨的，未待入史，已成烈士。朱元璋的开国元勋刘伯温，江山甫定即遭兔死狗烹；竹林七贤之嵇康，只因拒绝合作便被诛杀。遇人不淑，这或许是他们个体的意外，却未必不在文化的意中。所谓见贤思齐，是否还应当记取前贤的名望背后？